国宝奇旅(故宫三部曲)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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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毛公鼎几经沉浮无奈远走他乡 大方鼎命运多舛终究荣归故里
 
  稀世瑰宝毛公鼎和大方鼎,乃国之宝器、重器。本来,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和故宫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它们最终与故宫和故宫人结下不解之缘。
 
  1948年,大方鼎在南京首次展出,据记载,蒋介石曾亲临参观,大方鼎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原有意将大方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方鼎过于沉重,被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大方鼎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镇馆之宝。
 
  稀世瑰宝毛公鼎和大方鼎,乃国之宝器、重器。
 
  本来,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和故宫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它们最终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青铜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故宫南迁文物迁台时过去的。
 
  在迁台之前,毛公鼎的命运坎坷,故事跌宕。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劳动时无意中挖出了一只青铜鼎。此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其铭文大意是:
 
  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周王策命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辅国,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感恩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所赐之酒食、舆服、奴隶、兵器、玉饰、仪仗等丰厚的赏赐而铸鼎纪事,子子孙孙永宝永享。
 
  董家村发现宝鼎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纷至沓来。
 
  西周·毛公鼎
 
  有一位古董商见鼎内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文字,知其为宝鼎,故开出比别人高的价格,以白银300两与董春生谈成交易。
 
  但没有想到的是,在毛公鼎起运出村时,被该村另一位叫董治官的村民拦下,他说,这鼎位于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上,要分给他一份钱,而董春生又坚决不同意,相持之下,最终此桩生意没有做成。
 
  这个古董商不甘心丢了这桩买卖,回到县上,便出资贿赂了县知事。随后,董治官被抓投入监狱,迫令招供鼎藏何处。
 
  董治官招供后,县知事便派兵丁去藏处取出宝鼎,装上单套轿车,披红放炮,运往县衙。
 
  毛公鼎被弄到县上后,这个古董商即出重金悄悄买走。
 
  咸丰二年(1852),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一直跟踪毛公鼎去向的村民董春生,得知毛公鼎的下落后,便向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兼收藏家陈介祺发函告知。陈接信后,马上给苏亿年汇了白银100两,言明以50两作为货款,50两作为运费,让苏亿年雇车将毛公鼎专程送达。
 
  很快,毛公鼎送到了。陈介祺看到宝鼎,喜出望外,其价值超出他的预想,一高兴,又赏苏亿年白银1000两。
 
  陈介祺得到宝鼎,深知其价值,便将此锁藏于密室,并搜集有关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写出了铭文考释文章和题记。
 
  陈介祺病故后,陈氏后人把毛公鼎卖给清末重臣端方。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被革命军所杀,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而银行听说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方才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确系原物,准予典押付款,将此鼎入库秘存。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毛公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英国记者辛浦森,欲出5万美金向端家求购,美国人福开森积极从中说合。但由于当时的5万美元仅合4万块银元,端家嫌开价低没有出手。
 
  当时,社会舆论也纷纷认为此系国宝,反对端家卖给外国人。
 
  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家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于大陆银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谈荔孙代办向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
 
  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等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1930年,郑洪年、冯恕二人分让,毛公鼎遂归叶恭绰一人所有,仍存于大陆银行。后来叶恭绰迁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转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
 
  叶恭绰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恭绰在沪家产,与叶家打起了官司。
 
  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
 
  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
 
  万幸的是,日本宪兵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这时,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
 
  叶公超却因手枪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坚决不交代毛公鼎的实情。
 
  为了让叶公超出狱,家人暗中托人制造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具结作保,使叶公超得以释放,但仍受监视。
 
  1941年,叶公超在友人的帮助下,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给叔父叶恭绰。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恭绰不得已又携带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患病,经济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银行。
 
  不久,巨商陈永仁得知毛公鼎典押在银行,便征得叶恭绰同意,出资赎出。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国家。
 
  1946年春,毛公鼎由上海运至南京,由中央博物馆收藏。
 
  为庆祝蒋介石60寿辰,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于1946年10月联合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文物还都展览”,毛公鼎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
 
  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下令南京故宫博物院将所藏珍贵文物迁运台湾,毛公鼎亦在其中,后由新成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仍陈列在该院商周青铜器陈列室专柜中,向外界开放展览。
 
  毛公鼎去了台湾,大方鼎却有幸留在了大陆。
 
  大方鼎的正式称谓是司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为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
 
  大方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也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大方鼎不是故宫旧藏,更不属南迁文物之列。
 
  那么,它是怎样被发现,现在又在何处呢?
 
  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在野地里探宝,探杆探到13米时,碰上了坚硬的东西,拔出来一看,头上带着铜锈,便断定地下藏有文物。
 
  当晚,他们找了十七八个人,趁着夜幕动工挖掘。为了防备日本人发现,到天亮再用原土封住洞口。第二天晚上,挖掘队伍扩大到40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抬上来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
 
  这正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司母戊鼎。
 
  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后,秘密运回村中,暂时埋到了吴培文的院中,用柴草伪装好。可很快就有人走漏消息,向当时驻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报告此事。黑田荣很快就来到吴培文家,绕着鼎一边转圈一边嘀咕“宝物!宝物!”
 
  日本人走了,吴培文他们的心也提起来了,再留着鼎,可能性命难保。一番商量后,他们找来了北平的大古董商肖寅卿,打算卖给他。肖寅卿来了后,出价20万大洋,却要求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
 
  农民们找来钢锯、大铁锤,准备趁着夜深人静分割大鼎。虽然是受了20万大洋的诱惑,但毕竟他们多少知道大鼎为宝物,越砸越觉得作孽,于是,吴培文让大家停止砸鼎,并组织大家将大方鼎深藏于土坑之中,决心要把大鼎好好保护起来。
 
  商·司母戊鼎
 
  之后,日本人连续派兵进村搜宝。第一次,日军100多人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由于此时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日本人终于无功而返。日本人走后,吴培文将大鼎转移到了自家马棚地下。
 
  第二次,日军来了三辆大卡车,一进村,就架起了机关枪,吴培文急急忙忙检查了马棚的伪装,又泼
 
  了些泔水,然后成功逃出了日军包围圈。待到天色擦黑,吴培文听到了日本人收兵的哨声,便立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马棚,发现大鼎仍在。
 
  这之后,吴培文花20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洞里。不久,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
 
  但日本人并没有放过吴培文,继续盯紧他的行踪,继续搜捕他。为了保护大鼎安全,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自己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
 
  1946年6月,安阳县政府的一位姓陈的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便劝说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时任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的陈子明和国民政府安阳县县长姚法圃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运至县城。
 
  一年后,安阳县相关人员将大方鼎护送至南京。
 
  1948年,大方鼎在南京首次展出,轰动了整个南京城。蒋介石亲临参观。
 
  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有意将大方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方鼎过于沉重,加上当时南京博物院地下党设法阻拦,大方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大方鼎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镇馆之宝。
 
  2005年,大方鼎回归安阳“省亲”,已经85岁的吴培文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方鼎见面。那一天,作为大方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方鼎。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大方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移至该馆,亮相时,大鼎前的标牌赫然显示为“后母戊鼎”。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祀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
 
  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做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
 
  如今,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
 
  后母戊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