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影小说

 

　　易培基身在上海，心在故宫，病中一直牵挂着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并不断通过电函、电话予以指导。1929年初，当他身体有所恢复，便决定赴京工作。

 

　　博物院同人闻讯，扛着“故宫博物院欢迎易院长”的横幅，赶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场面隆重。

 

　　易培基对前来欢迎他的故宫同人说：“这次来京，轻装上阵，我已辞去一切职务，专事故宫工作，与诸位同人一道，守护紫禁城，建设博物院，倾力服务故宫，深究历代古物，把故宫博物院办成世界博物馆之先进，弘扬中华文化之光辉。”

 

　　故宫博物院在变局中诞生，又在变局中前行。

 

　　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不到半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人。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

 

　　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援引《辛丑条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时限期“最后通牒”，提出要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爱国民主人士集聚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

 

　　3月18日，数千北京学生和市民集合于天安门前开“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牒”。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约》。

 

　　“三一八”惨案追悼会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一时群情激昂，呼啸着冲向国务院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情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此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争执之下执政府卫队长下令开枪，击毙学生和市民达47人，伤者200余人。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负伤。

 

　　3月18日，段祺瑞及北洋政府国务院通电谓本日惨案乃徐谦等鼓动所致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5人。

 

　　李石曾、易培基既没有参加大会，也没有参加游行，为什么也会遭到通缉呢？因为当时李石曾为中法大学校长，易培基为教育总长，段祺瑞指其暗通共产党、鼓动学生闹事而予通缉，而实际上段祺瑞对李石曾、易培基在故宫问题上与自己作对怀恨在心，乘机将他们驱逐，以便自己直接插手和控制故宫博物院。

 

　　李石曾、易培基遭通缉后，被迫避居外国使馆，后设法离京，隐居外地。

 

　　在此情形下，为保证新生的故宫博物院正常运转，院董事会、理事会召开联席会，一致推定卢永祥、庄蕴宽为院务维持员。

 

　　庄蕴宽

 

　　庄蕴宽（1866—1932），字思缄，号抱闳，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政治家、书法家。1890年中副贡，光绪年间历任浔阳书院主讲，百色厅同知，梧州府知府，太平思顺兵备道兼广西龙州边防督办等职。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江苏都督，后上京任审计院院长十二年之久。1924年应聘为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监察员，1925年主持故宫博物院成立典礼，任主席，并担任故宫博物院董事会董事、图书馆馆长、维持会副会长，是故宫博物院早期领导人之一。1928年回江苏任《江苏通志》编委会总编纂直至病逝。

 

　　卢永祥乃皖系军阀，此时他并不在北京，故而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实际落在了庄蕴宽的身上。

 

　　4月5日，庄蕴宽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办理交接手续。

 

　　至此，历时一年半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完成了它的使命，告以结束。

 

　　不久，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吴佩孚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进入北京。

 

　　没想到的是，联军兵临城下，把故宫包围起来，并有军人前来告知，要接收故宫。庄蕴宽以礼相待，问其故，军人态度蛮横，扬言奉上级之命，接收故宫所有地盘，用作驻军，喝令三日之内腾让。

 

　　庄蕴宽态度也强硬起来，严词加以拒绝。而军人丢下一句话：“你们能赶走溥仪，我们就能赶走你们！”然后，扬长而去。

 

　　庄蕴宽听了这军人的话，不知是一时气话，还是确有来头，颇为担忧，连夜去找当时北京“治安会”的王士珍和赵尔巽，告知实情，请求阻止联军进入故宫。王士珍、赵尔巽虽然感到为难，但还是答应帮助斡旋。

 

　　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在故宫门口张贴告示，严禁神武门驻兵，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博物院。

 

　　联军的企图没有得逞。

 

　　听到吴佩孚进京的消息，清室旧臣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吴佩孚善于用兵，富于韬略，军事才能在当时中国武人中堪称首屈一指兵锋所指，无不披靡，更为世人瞩目。其人讲究传统，思想偏于保守，主张保留内廷清室。1923年北京政府为解决国会会场狭小问题，决定拆掉三大殿改建为西式议院。吴佩孚听闻后，立即给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发了电报：“……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古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吴佩孚此番言行广获好评，清室旧臣也暗自庆幸。

 

　　更让清室旧臣感到有机可乘的是，他们知道，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当吴佩孚亲率10万大军正在激战之时，与吴佩孚有个人矛盾的第3军冯玉祥突然带领3万人马从热河撤军，并与直系将领胡景翼等密谋倒戈，发动政变囚禁曹锟，推翻直系中央政权。直系的内讧直接导致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败。

 

　　如今，吴佩孚为报冯玉祥倒戈之仇，与张作霖握手言和，将冯玉祥逐出北京，并对冯玉祥的所作所为予以全盘否定。

 

　　于是，绍英、荣源、郑孝胥、庄士敦等聚集在一起，经多次密谋，决定让郑孝胥面见吴佩孚，试探虚实。

 

　　吴佩孚得知郑孝胥求见，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在吴佩孚的下榻处，郑孝胥放下身段，竭力奉迎道：“听闻吴大将军高举义旗，驱逐冯玉祥，吾等喜不自禁，皇上特让我前来拜会，向大帅问安！”

 

　　吴佩孚热情道：“郑大人不必客气，我哪敢接受皇上的问安？”他立刻自觉称皇上有些不妥，又补充道，“虽说现在溥仪不再是当今皇上，但他毕竟当过大清皇帝，哪有他向我问安的道理啊！”

 

　　郑孝胥连忙说：“吴大帅对溥仪皇上如此敬重，令我感动。您不愧为仁义之人。”

 

　　“这是中国人做人的基本准则嘛。”吴佩孚话锋一转，“我可不是那个不仁不义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做人做事没有一点规矩，不成体统！”

 

　　“是啊是啊！”郑孝胥心中窃喜，却又咬牙切齿道，“这个冯玉祥，一朝权在手，得志便猖狂，居然毫无根据地废除了《清室优待条件》，强迫溥仪离开内廷，弄得居无定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无保障。”

 

　　吴佩孚关切道：“您现在还与溥仪在一起吗？”

 

　　郑孝胥答道：“我一直跟随皇上，现在负责内务和对外事务。这次来就是受皇上之托，前来拜访吴大帅，有事相求。”

 

　　吴佩孚摆着手说：“不说求不求的，有事尽管说，我吴佩孚定当尽力。”

 

　　郑孝胥激动地说：“那我就实话实说。这个冯玉祥废除《清室优待条件》，轻了说是毫无道理，重了说是无法无天，把皇上赶出紫禁城，同时又收封颐和园，实在是欺人太甚，逼得皇上走投无路，这于国于政府有百害而无一利。”郑孝胥调节一下情绪后说：“这些以后再说，现在最为迫切的是，请吴大帅仗义执言，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并尽快让皇上回到紫禁城。”

 

　　“这，”吴佩孚没想到郑孝胥会提出如此高的要求，感到有些为难，口上却说，“这是应该的、应该的。”

 

　　“多谢吴大帅！”郑孝胥没想到吴佩孚会如此爽快，心中一阵喜悦。

 

　　“不过，”吴佩孚沉思片刻，说，“这样做，恐怕会有些阻力。”

 

　　郑孝胥鼓动道：“阻力总归有，但凭吴大帅的智慧和魄力，这事说办便办。”

 

　　吴佩孚冷静道：“我完全理解您的心情和溥仪的要求，但好事要办好，不能像那个没有脑子的冯玉祥，冒冒失失，没有章法。我看这事还得有个说法。”

 

　　“什么说法？”郑孝胥不解地问。

 

　　“就是说要有个理由或由头。”吴佩孚思忖着。

 

　　郑孝胥毕竟老到，理解了吴佩孚的意思，说：“也不能太为难吴大帅，这样吧，我们以清室内务府的名义，上书国务院，提出我们的要求，并申述理由。”

 

　　吴佩孚当即表示赞同。郑孝胥便千恩万谢后离去。

 

　　向溥仪报告面见吴佩孚的情况后，郑孝胥立即上书国务院。

 

　　国务院又将清室内务府的报告转给了吴佩孚。

 

　　吴佩孚大笔一挥：“冯不厚道，容当妥善。”

 

　　国务院拿到这一批示，立即研究办理，决定先将收封的颐和园还给清室，以后逐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

 

　　消息既出，各报纸迅即加以披露，一时反响强烈。

 

　　庄蕴宽得知后气愤填膺，联络各界人士予以反对和抵制。

 

　　众议院议员李燮阳、全国商联会等纷纷提案表示坚决反对。

 

　　社会名流、民主人士章太炎电诘吴佩孚：“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冯大将军驱溥仪出内廷。此乃时代之潮流，民心之所向。今闻大帅扶溥仪复宫，大不可思议，试问：其欲复辟乎？其欲倒退乎？居心何在？公理何在？”

 

　　吴佩孚迫于舆论压力，不敢公然违抗民意，但心有不甘，暗中指使由他扶持的杜锡圭内阁密谋计划推翻故宫现状的折中方案。

 

　　不久，杜锡圭内阁召开国务会议秘密决议：正式通过改组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由国务院函聘委员21人，唯汪大燮与庄蕴宽留任故宫外，其余都为新聘。

 

　　7月21日，“故宫保管委员会”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国务总理杜锡圭阐明开会宗旨，并宣布清朝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

 

　　对此，故宫博物院予以抵制，两天后，庄蕴宽、陈垣召集同人在神武门内集议对策，要求政府在故宫问题上明令声明三事：一、不发还溥仪；二不变卖；三、不毁灭。由故宫博物院组织移交委员会，逐项点交，以清手续。

 

　　会上，庄蕴宽发起建立监督同志会。会后，又在报纸上发表启事，公开主张慎重做好故宫博物院的交接工作，实行文物点交。

 

　　吴佩孚及其内阁忙于应付时局，加之故宫博物院的抵制，致使赵尔巽孙宝琦无法到任。8月2日，赵尔巽、孙宝琦先是声称到故宫参观，故宫博物院即派庶务照料，庄蕴宽则避而不见，由陈垣出面接待。不料，赵、孙两人到达故宫后，并非参观，而是急于接任，开始行使委员长职权。陈垣严词拒绝明确表明：先点交，后交接。

 

　　碰了钉子后，赵尔巽遂向国务总理杜锡圭报告，不料杜认为清点移交为当然之事，无可非议，且认为分设移交、接收两会颇为正当，亦可照办。

 

　　赵尔巽没想到杜锡圭态度有变，便怒而辞职，孙宝琦亦连带辞职。

 

　　吴佩孚对故宫博物院的抵制和杜锡圭内阁执行不力极为不满，决心予以制裁。

 

　　8月8日清晨，宪兵司令部突然逮捕了极力主张逐件点交文物的陈垣。经庄蕴宽多方斡旋，遂释放，但仍有宪兵至陈垣寓所监视其行动，经多日才撤去。

 

　　12月1日晚，宪兵司令部又派宪兵包围了庄蕴宽的住宅，准备逮捕庄蕴宽。经过新任国务院总理顾维钧、卫戍司令、警察总监及在天津的张作霖等人调停，才得解围。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故宫博物院的主要领导人全遭通缉、逮捕。

 

　　故宫博物院危在旦夕。

 

　　面对危局，庄蕴宽想方设法进行维持，并寻求出路。他愈益感到，为了保卫新生的故宫博物院，仅靠维持员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组织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来确保故宫博物院的存在与运行。

 

　　在他的奔走呼号和所做的大量工作下，12月9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在欧美同学会中召开成立会议，通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暂行简章》，推举江瀚为会长，王宠惠、庄蕴宽为副会长。维持会会员60人，其中包含新旧文武、学者、官吏，各方势力，一应俱全。

 

　　12月17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正副会长到院就职，并由会长制定常务委员15人：王式通、江庸、汤铁樵、李宗侗、沈兼士、袁同礼、陈兴亚、邢士廉、吴瀛、马衡、俞同奎、余绍宋、陈垣、范殿栋、彭济群。

 

　　次年年初，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公布暂行组织大纲及常务委员会议事细则，摇摇欲坠的故宫博物院有了基本的保障。

 

　　然而，好景不长，该年8月，张作霖进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在他们授意下，国务会议突然决议两案：一、清代太庙、堂子两处，应归内务部坛庙管理处保管。二、清代军机处存放在大高殿的档案，应归国务院保管。

 

　　面对强势的张作霖，维持会认为不能硬顶，而应与之缓和，于是同意放弃太庙和堂子，而争取让大高殿的重要档案留存下来。

 

　　张作霖对维持会的退让并不买账，很快又下令查办故宫博物院，派内务部总长沈瑞麟、农业部总长刘尚清为查办大员。9月3日，沈瑞麟、刘尚清到院会商查视手续，并决定每星期一、三、五会同视查。

 

　　9月20日，国务会议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决议《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条例》。聘任王士珍为委员长，王式通、袁金铠为副委员长，张学良、沈瑞麟、刘尚清、鲍贵卿、胡维德、傅增湘、江庸、刘哲、赵椿年陈兴亚、胡若愚、唐铁樵12人为委员，原院方上层领导一概不用。

 

　　“二次北伐”誓师大会

 

　　10月15日，国务总理潘复请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王士珍及委员至国务院，商讨接收故宫之计。21日，江庸、王式通、袁金铠、沈瑞麟到院办理接收手续。故宫博物院维持会至此结束。接着，管理委员会任命江庸为古物馆馆长、傅增湘为图书馆馆长。

 

　　就在张作霖竭力控制故宫博物院之际，他的末日正在来临。

 

　　1928年，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联合新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发动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4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第一集团军在鲁南和津浦线进展顺利。第二集团军发起攻击后，在直南首克邯郸，后遇安国军重兵相抗，苦战于大名、彰德一带；在鲁西，则连克郓城巨野、济宁。第三集团军于4月20日冲出娘子关向石家庄进攻。

 

　　1928年5月上中旬，北伐军继续向奉军进攻，相继占领石家庄、临沂德州等地。5月19日，蒋介石调整部署，以第一、二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兵分三路，进逼京津。北伐军很快占领绥远和大同、张家口、保定、沧州等地。

 

　　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逃出北京。6月4日，张作霖在退往沈阳途中，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6月8日，阎锡山部进入北京，1日接收天津。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蒋、冯、阎、桂联合的“二次北伐”，也随之宣告完成。

 

　　“二次北伐”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北京。6月18日，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京故宫博物院委员”，前往北京接收故宫博物院。

 

　　此时，易培基在上海养病，不能北上，便电嘱马衡、沈兼士、俞同奎、吴瀛、萧瑜代办接收。马衡、沈兼士、俞同奎、吴瀛长期在故宫服务，并实际掌握古物、图书各馆，因而很快就与奉方管理委员会办清了交接手续。

 

　　6月27日，国民政府举行会议，审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咨送的《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规定院设理事会、院长、副院长、基金保管委员会，业务分秘书、总务二处和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及各种专门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物、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

 

　　10月，国民政府任命故宫博物院理事27人。后来，理事会又推举理事10人。这样，故宫博物院理事共37人。

 

　　易培基身在上海，心在故宫，病中一直牵挂着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并不断通过电函、电话予以指导。1929年初，当他身体有所恢复，便决定赴京工作。

 

　　博物院同人闻讯，扛着“故宫博物院欢迎易院长”的横幅，赶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场面隆重。

 

　　易培基对前来欢迎他的故宫同人说：“这次来京，轻装上阵，我已辞去一切职务，专事故宫工作，与诸位同人一道，守护紫禁城，建设博物院，倾力服务故宫，深究历代古物，把故宫博物院办成世界博物馆之先进，弘扬中华文化之光辉。”

 

　　3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令，批准李石曾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张继任文献馆馆长，庄蕴宽任图书馆馆长，马衡任古物馆副馆长，沈兼士任文献馆副馆长，袁同礼任图书馆副馆长，俞同奎任总务处处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易培基带领故宫博物院的同人全面展开工作。

 

　　首先是全力整顿院务，除保留原有的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外，又增设秘书处和总务处。他还发动党政军要员捐资修缮故宫，蒋介石、张学良等积极响应，分别以私人名义捐献款项。紧接着，在文物集中整理的基础上，开始了文物审查鉴定，成立了铜器、瓷器、书画、图书、文献等各类专门委员会每周工作若干次，逐步审查了大批文物。当时应聘的专门委员有丁佛言、江庸沈尹默、容庚、叶恭绰、朱希祖、傅斯年、刘半农、罗家伦、蒋复璁等。这是对故宫文物的第一次审查鉴定，也是文物保管工作深入的开端。从此，故宫文物的保管工作由对文物的初步登记、分类、集中，延伸为对文物的研究整理。

 

　　故宫博物院职员在火车站欢迎易培基到北平就职

 

　　易培基还亲自主持创办了《故宫周刊》，后又陆续出版《故宫月刊》《故宫旬刊》等四五种期刊。

 

　　1930年春，发生了华北军事当局脱离中央的事变，古物陈列所受到严重威胁。事变平息后，易培基院长拟订了《完整故宫保管计划》，以理事蒋介石领衔，呈送国民政府。1930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批准了这一提案。《计划将乾清门以外的古物陈列所和乾清门以内的故宫博物院合并，将中华门以北各宫殿，直至景山，以及大高殿、太庙、皇史宬、堂子一并归入故宫博物院。

 

　　《故宫周刊》

 

　　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对统一管理、保护故宫及文物有重大意义。

 

　　这一计划实施之时，正是故宫博物院成立整整第五个年头。

 

　　风风雨雨的五年，古老的紫禁城焕发青春，新生的博物院茁壮成长。

 

　　自此，故宫博物院进入了她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