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影小说

 

　　我本可以佯装不知，呼呼大睡。可这姑娘似乎总希望我能说些什么，我便发扬之前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明明一句话都懒得说，却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强打精神，一边抽烟一边和她闲聊：

 

　　“听说有一种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洗澡水哦。”

 

　　“哎呀，真讨厌。你就是这种男人吧？”

 

　　“我倒是曾用情书来热牛奶。”

 

　　“真是了不起。那你就喝吧。”

 

　　我巴不得这姑娘赶紧离开，说是来写信，其实我早就看透了，她不过是在胡乱涂鸦罢了。

 

　　“让我看看吧。”——其实我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大叫着“啊，不行，不能给你看”。我简直看不下去她那兴高采烈的模样，真是倒胃口，想着不如打发她做点什么。

 

　　“有件事想拜托你，能不能去电车轨道那边的药店，帮我买点卡尔莫钦？我有点累，脸上发热，睡不着觉。麻烦你了。至于钱……”

 

　　“钱的事情无所谓。”她愉快地起身。让女人们去办事，她们绝不会垂头丧气，反而因为受男人所托，备感开心。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另一个女人，是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文科的一位“同志”。由于参加地下运动，无论愿意与否，我不得不每天和她碰面，见过面后这女人还是跟在我身后，而且总是给我买各种东西。

 

　　“你把我当成亲姐姐就好了。”

 

　　她那装模作样的态度让我浑身打战，我用面带愁苦的笑容答道：“其实我也想这样。”

 

　　惹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一心一意想要敷衍了事，最终还是选择奉承这位既丑陋又惹人嫌的女人。她买东西送我（这女人买东西实在没有品位，我大都立刻转送给烤鸡肉串的老板），我便装出高兴的样子，说些笑话逗她开心。某个夏夜，她无论如何不肯离去，为了让她满意地走开，我在一条昏暗的街上亲吻她。她欣喜若狂，叫来一辆车，把我带到大概是大家为进行地下活动秘密租借的一座大楼。在一间看似办公室的狭小的西式房间中，我们折腾到天光大亮。我暗自苦笑：“真是位荒唐透顶的大姐。”

 

　　无论是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位“同志”，我几乎要天天与她们碰面。再不能像对待往常那些女人一样避之不见，最后，我只得稀里糊涂、忐忑不安地拼命讨好她们二位，自己也被束缚得动弹不得。

 

　　那段日子里，银座某家大型酒吧的女服务生意外地施恩于我。我与她只有一面之缘，却拘于恩情，时常感到一种被束缚的不安和担忧。那时，我已不必依靠堀木，一个人也可以乘坐电车、去看歌舞伎了。我甚至可以装成厚颜无耻之徒，穿着花纹衫踏进酒馆。尽管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感到怀疑、恐惧、烦恼，但至少表面上渐渐可以与他人一本正经地寒暄——不，不对，若不借由充满挫败感的笑容，只凭我的本性依然是无法与人沟通的。总之，我掌握了这种交流的“伎俩”，即使只是一些答非所问的寒暄。这难道是在为地下活动四处奔走时练就的？或是得益于女人或美酒？应该说，这一切都归功于手头拮据。走到哪里都惴惴难安的我，也许只有混迹在这种大型酒吧，湮没于醉鬼和男女服务生之中，这颗不断被追逐的心才能获得宁静。我揣着十日元，独自走进银座这间酒馆，笑着对招待我的女服务生说：

 

　　“我身上只有十日元，能不能喝点什么？”

 

　　“您不必担心。”她说话带有关西腔。这样的一句话，不可思议地让我颤抖的心瞬间平静。不，这并非由于不必再担心钱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女人身旁我感到无比踏实。

 

　　我喝了酒。由于对女服务生放心，也不再想偷乖讨巧。我毫不掩饰自己沉默而阴暗的本性，只是一言不发地喝酒。

 

　　“这些吃的您喜欢吗？”

 

　　她为我端来各种菜肴。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陪你一起喝吧。”

 

　　秋夜寒凉。我照恒子（她似乎是叫这个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连一起殉情的人的名字都记不清楚）所说，在银座的某个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她出现。（虽说忘记了她的名字，但不知为何，那寿司的糟糕味道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位光头的老板长得活像条青蛇，他那佯装技艺高超、摇头晃脑地捏着寿司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我乘电车时，总觉得有些人的脸在哪里见过。冥思苦想后我不禁苦笑：原来是像那寿司摊的老板。事到如今，我已不记得那女人的名字，连她的脸的轮廓也渐渐在我脑海中模糊，却仍然真切地记得那卖寿司的老头儿的脸，甚至能准确地画出来，也许是因为他卖的寿司太难吃，令我太过痛苦。不过，别人带我去好评如潮的寿司店用餐时，我也从未有吃到美味寿司的记忆。寿司这东西太大了。我总是暗暗思忖：难道不能把它们捏成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一位木匠家的二楼租住。在她二楼的房间，我毫不掩饰自己阴郁的内心，宛如害了牙疼一般，单手托腮喝着茶。没想到，那女人喜欢的，正是那副模样的我。她本身给人的印象，是个完全遗世独立的女人，仿佛身旁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随风狂舞。

 

　　我们躺在床上，她告诉我，她比我大两岁，故乡在广岛。她说：“我是个有夫之妇，原本和丈夫在广岛经营一家理发店，去年春天，我们一起逃离家乡来到东京。但我丈夫在东京不做正经事，不久便因诈骗被抓进监狱。我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点吃的，不过明天起我不打算再去了。”不知为何，我生来便对女人的身世提不起半点兴致。或许是女人讲话技巧太差，她们似乎永远把握不住讲话的重点。总之，我全当那些话是耳旁风。

 

　　真是寂寞。

 

　　对我而言，听女人就自己的身世说上千言万语，也不及这一句低喃让我心生共鸣。我是如此期盼听到这句低语，然而我在这世上遇到的女子，竟没有一人向我如此诉说，我深感不可思议。眼前这名女子，虽然没有用言语表现自己的寂寞，但整个身体的轮廓却无声地吐露出巨大的寂寞气息。她的身旁仿佛充斥着约莫一寸见方的气流，走近她身旁，我的身体也被那气流所包裹。这气流与我自身携带的阴郁气流完美地融合，如贴在水底岩石上的枯叶一般，使我得以从恐惧与不安中抽离。

 

　　与躺在那群白痴娼妓的怀里安然入睡的感觉完全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和诈骗犯的妻子度过的那个夜晚，于我而言是获得解放的幸福一夜（我想，在这本手札中，再也不会有一处肯定的言辞用得如此笃定、如此狂妄了）。

 

　　但仅此一夜。次日清晨，睁开眼睛，起身离开，我又变成那个轻薄的、矫揉作态的小丑。胆小鬼连幸福都会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有时还会被幸福所伤。趁着还没受伤，我想及早和她分道扬镳。于是，我又开始施放搞笑的烟幕弹。

 

　　“俗话说‘金钱散尽，情缘两断’。其实人们对这句话的解释是颠倒的。并不是说男人的钱一用光，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有钱，就会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连笑都没力气。性格也开始扭曲，最终破罐子破摔，主动甩掉女人。他们会像个半疯的人，分分合合最终彻底与女人断了联系。《金泽大辞林》里，就这样解释。男人真是可怜啊。我理解那种心境。”

 

　　我确实记得自己曾说了上述那些蠢话，把恒子逗得哈哈大笑。“此处不宜久留，以免夜长梦多。”我这样想着，脸也没洗就慌忙跑了出来。没承想，我随口胡诌的“金钱散尽，情缘两断”，日后竟与自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再也没与那晚的恩人会面。分别多日，起初的喜悦渐渐淡去，曾蒙恒子一时照顾的事令我越发惶恐，心里更觉束缚不已。想起那晚在酒吧结账时，竟让恒子付了全款，我更是耿耿于怀，觉得恒子也和公寓东家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院的“同志”一样，不过是把我逼向绝路的女人之一。我一面疏远她，一面又惧怕她。且我总觉得，一旦再见到那些和我上过床的女人，她们的愤怒必将如烈火般熊熊燃烧，因此我颇为抗拒与恒子的重逢，也渐渐远离了银座的生活。但我这种嫌麻烦的性格绝非出于狡猾，而是因为在女人这种生物眼中，和男人上床这件事与早晨醒来后发生的事情之间毫不相干，她们像是能忘记上床之事，将昨天与今天完美地切割成两个世界。如此匪夷所思之事，我尚不能完全适应。

 

　　十一月末，我与堀木在神田的小摊上喝着廉价酒。这位损友在这家小摊喝完之后，还想去别的地方再喝。明明我们已身无分文，他还吵着“喝吧、喝吧”。当时我或许是喝醉了，大着胆子道：

 

　　“好，既然如此，我就带你去梦之王国。那可是会让你大吃一惊的酒池肉林……”

 

　　“酒吧吗？”

 

　　“对！”

 

　　“还不快去！”

 

　　就这样，我俩搭上市营电车，堀木兴高采烈地道：

 

　　“今晚，我特别想要女人。我可以亲女服务生吗？”

 

　　我不大喜欢堀木酒后醉态百出，堀木深知这一点，特意问我：

 

　　“听见没？我要亲她们。我要亲坐在我旁边的女服务生给你看。你不介意吧？”

 

　　“随便你。”

 

　　“太感谢了！我太想要女人了！”

 

　　在银座四丁目下车后，仗着恒子的关系，我和堀木两个几乎身无分文的人在空着的包厢里相对而坐，只见恒子和另一位女服务生走过来，那女服务生坐在我旁边，恒子则重重地坐在堀木身旁。我吃了一惊：恒子会被堀木亲吻。

 

　　我并不感到惋惜。我的占有欲本来就不强，即使偶尔稍感遗憾，也不会公然展现自己的支配欲，我没有与人争夺的勇气。甚至于日后的某一天，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人侵犯，竟也一言未发。

 

　　我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介入人世间的纠纷。被卷入是非纷争的旋涡，让我感到恐惧。恒子与我不过是露水姻缘，她并不属于我。对这种事，我不该有“可惜”之类的多余欲念。

 

　　但我还是吃了一惊。因为恒子将在我眼前遭受堀木的狂吻，我只是觉得她可怜。被堀木玷污了的恒子，势必与我分手。何况我也没有足够的热情挽留她。“唉，我和恒子就这样完了。”我为恒子的不幸感叹，随即又对自己从不争取、顺其自然的软弱感到彻底的绝望。我望着堀木和恒子的脸，冷笑起来。

 

　　但是，事态的发展远比我想象的更为糟糕。

 

　　“我认输！”堀木撇嘴说道，“我再饥渴，也不能和这样的女人……”

 

　　他颇为无奈地抱起双臂，苦笑着打量恒子。

 

　　“请给我酒。我没有钱。”我低声对恒子说。

 

　　我现在真想喝个痛快。在世俗的眼光中，恒子连得到醉汉的亲吻都不配，是个难看又穷酸的女人。这未免太出乎我的意料，对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我从未喝过那么多的酒，一直喝到天旋地转，与恒子悲戚地相视而笑。被堀木那么一说，我也发现，恒子不过是个疲惫又穷酸的女人。然而一种穷人间特有的亲近感（尽管我至今依然认为，贫富之间的不睦，虽是老生常谈，却也是戏剧永恒的主题之一）涌上心头，恒子在我眼中如此可爱。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心因爱意而萌动着柔弱却积极的力量。我吐了。那是我第一次酩酊大醉，醉到分不清东南西北，醉到不省人事。

 

　　睁开眼，恒子坐在我枕边。原来我躺在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曾说过，‘金钱散尽，情缘两断’，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原来你是认真的。那之后再没来过。就这样分手，真是纠缠不清呢。我赚钱给你花，也不行吗？”

 

　　“不行。”

 

　　接着，她也睡了。天刚蒙蒙亮，她口中第一次说出“死”这个字眼。她似乎也对这人世间的生活感到困顿不堪，而我，恐惧人世，为其烦忧，再想想金钱、地下运动、女人和学业，简直觉得无法继续活下去，于是随口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那一刻，我并没有真的做好“去死”的心理准备。对死亡，我多少还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

 

　　那天上午，我们在浅草的六区徘徊，走进一家咖啡店，点了杯牛奶。

 

　　“你去付账吧。”

 

　　我起身，从和服袖子里掏出钱夹打开，里面只有三枚铜钱。一种比羞耻更为凄厉的情绪俘虏了我，那一刻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我在仙游馆的那间屋子。那屋子里只有学生制服和被子，家徒四壁，能用来典当的值钱物件已一件不剩。再加上我身上穿着的碎花和服和披风，这就是我的全部。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再无法活在这世上。

 

　　她看到我踌躇的模样，站起身来看着我的钱包：

 

　　“哎呀，只有这些了吗？”

 

　　她无心的一句话，深深地刺入我的骨髓。生平首次，我为心爱的人的一句话痛不欲生。其实这真的不是大事，三枚铜钱根本算不得钱。但这件事于我而言却是奇耻大辱，是让我再也无法苟活的耻辱。说到底，那时的我还没彻底脱离“有钱人家公子哥”的身份。那一刻，我真正地下定决心：我要去死。

 

　　当晚，我们在镰仓跳海。恒子说，她的腰带是从店里的朋友处借来的，于是解下腰带，叠好放在岩石上。我也脱下披风，和她的腰带放在一起。我们双双跳入海里。

 

　　恒子死了，我却被救了回来。

 

　　或许由于我是高中生，家父又名声在外，报社认为很有新闻价值，便把此事视为重大事件，加以报道。

 

　　海边的一家医院收诊了我，老家那边派来一位亲戚替我收拾残局。父亲和家人极为恼火，也许会自此与我断绝关系——这位亲戚转告我这些话后便转身离去。比起这些，我更思念死去的恒子，终日落泪不止。原来，在我遇到过的女人中，我真正喜欢的，只有模样穷酸的恒子。

 

　　房东的女儿寄给我一封长信，里面写有五十首短歌，全都以“为我而活”这种奇怪的话开头。此外，常有护士来我病房玩，她们笑得一脸灿烂，甚至有的护士会走来紧握我的双手，然后才离开。

 

　　经医院检查，我的左肺有些问题，这正合我意。不久，警察以“协助自杀罪”的名义将我从医院带走，但他们当我是病人，把我安置在保护室中。

 

　　深夜，一位年迈的夜班巡警悄悄拉开保护室和值班室中间的门。

 

　　“喂！”他冲我嚷道，“那边很冷吧，到这边来暖和暖和。”

 

　　我故作消沉状，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火。

 

　　“你还想着那死了的女人？”

 

　　“是的。”我故意用细若蚊蚋的声音回答。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他渐渐摆开了架势，像法官一样故作正经地审讯我。他以为我是个无知的小孩，在这个百无聊赖的秋日夜晚，自以为是调查案件的主任来审讯我，实则不过是图谋从我口中套出猥亵的情欲往事。我早就洞察真相，拼命忍住不笑。我知道，面对一介巡警的“非正式审讯”，自己有权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可为了给那漫长的秋夜添些兴致，我始终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诚意，仿佛我坚信这位巡警才是审讯主任，自己所受刑罚的轻重全在他的一念之间。我适度编造出一些“陈词”，以满足这个色鬼的好奇心。

 

　　“嗯，我大致明白了。你若照实回答，我们会从宽处理的。”

 

　　“感激不尽。请多多关照。”我的演技出神入化，但这次的表演对自己毫无用处。

 

　　天明时分，我被警察署署长传唤。这次是正式的审讯。

 

　　我推开门，走进署长办公室，眼前是一位皮肤黝黑，看起来像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署长。

 

　　“哟，长得真帅。但这不是你的错，是你母亲的错，怪她把你生得这么俊。”

 

　　署长一见我就这么说。这话让我感到一阵凄凉，仿佛自己是个半面脸颊长满红痣的丑陋残疾人。

 

　　这位貌似柔道或剑道选手的署长的审讯风格十分爽利，和深夜那位年迈又好色的巡警在深更半夜好色隐晦的“审讯”有云泥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面撰写报送检察署的文件，一面说道：“你可得养好身体啊。好像还在吐血吧？”

 

　　那天清晨，我莫名地咳了起来。我每次咳嗽，都用手绢掩住口鼻，结果手绢上似乎沾上了血，如同落上了红色的霰。其实，那不是咳出来的，是前一晚我挤破了耳朵下面的小疖子时流的血。不过，我马上意识到，不向警方说明此事于我有利，于是仅仅垂下眼帘，像煞有介事地答了一句：“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对我说：“是否会起诉你，要由检察官决定。不过，你最好拍封电报或是打电话给你的担保人，让他们今天到横滨的检察署来一趟。你有担保人或监护人吧？”

 

　　我想到，有个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曾频繁出入家父在东京的别墅。他与我是同乡，身材矮胖，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男子，常拍父亲的马屁，他就是我在学校的担保人。由于那男人的脸，特别是眼神很像比目鱼，家父总是叫他比目鱼，我也一直这样称呼他。

 

　　我向警察借来电话本，查到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拜托他来横滨的检察署。而比目鱼在电话中一改平日作风，用趾高气扬的口吻与我对话，好在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请托。

 

　　“喂，最好赶紧把那电话消消毒，那人吐血呢。”

 

　　我回到保护室后，署长对巡警们命令道。那大嗓门甚至传到了坐在保护室的我的耳中。

 

　　午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捆住，不过他们允许我用大衣遮住麻绳，绳子的另一端则牢牢握在一位年轻巡警手中。我们二人一同乘电车前往横滨。

 

　　不过，我没有丝毫不安，反而怀念起警察署的保护室和那位老巡警。唉，我怎么会变成这样。身为罪人被五花大绑，反而感到轻松，感到悠闲自得，甚至于现在提笔写起这些回忆，还依然津津乐道。

 

　　在这段令人怀念的记忆里，也有一件悲惨之事令我冷汗淋漓，终生难忘。当时我在检察署一间阴暗的屋子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问讯。那位检察官年届四十，看起来个性沉稳（若说我长相俊美，那俊美一定带有邪淫之气；那位检察官才称得上是容貌端正，浑身散发着睿智而文雅的气息），气度不凡。面对他，我不再戒备，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事情经过。突然，我又咳了起来，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时，我瞥见上面的血迹，顿时一个卑鄙的念头涌上心头：这咳嗽也许可以作为我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我故意夸张地大咳两声，用手绢掩住口鼻，偷偷瞄了检察官一眼。

 

　　就在此时，他露出沉稳的微笑，问道：“你那是真咳吗？”

 

　　登时，我冷汗涔涔。不，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傻瓜竹一曾戳着我的脊梁，说着“故意的，你是故意的”，把我一脚踢进地狱。此时我心中的惊慌远远胜过那次。这两件事，是我平生仅有的两次演技穿帮记录。有时我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沉着的羞辱，还不如直接被判十年徒刑。”

 

　　我被予以缓期起诉处理。但我却丝毫不觉庆幸，我坐在检察署休息室的长椅上，悲戚地等待着担保人比目鱼的到来。

 

　　透过身后高高的窗户，我望着布满晚霞的天空，海鸥排成“女”字形，消失在天际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