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锁的房间上锁的房间_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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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转而寻求另一种方式:篡改统计数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那些六十年代后期发动的政治示威游行,正好给了他们捏造数据的良机。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和平,却受到暴力镇压,他们除了一些标语和个人的信念外,根本没有带其他东西,但所面对的却是催泪弹、高压水枪和橡胶警棍。
  这些非暴力性质的示威活动,很少不是以喧嚣而混乱的场面结束的。那些不过是想要自卫的人被拉扯、逮捕,还被控“袭警”
  或“拒捕”。这些都被计人统计数字中。这个方法完美极了,每一次他们都派几百个警察去“控制”
  游行秩序,被指控为反抗警方的人数因此迅速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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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鼓励穿着制服的警察“不要动粗”( 这是他们的用词) ,这些警察也非常乐意遵从,因为用警棍追打一个酒鬼,他会还手的几率可是相当高的。
  这是每个人都学得会的把戏。
  这种计策很管用。现在瑞典的警察出门都是全副武装,转眼间,以往只需带着铅笔和少许常识就可以解决的状况,现在则需要一卡车配有自动步枪和防弹背心的警察出动。
  长久下来,也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暴力管制不但增加了民众的反感和怨恨,也提升了人民的不安全感和恐惧。
  最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人与人之间相互惧怕,斯德哥尔摩变成一个拥有数万个心怀惧意的居民的城市,而在惊惧中生活的人民也是最危险的人民。
  六百个巡警中,大部分的人都突然失踪了——事实上是辞职了。因为他们感到害怕,是的,即使他们全副武装,大部分时间也只是坐在车子里。
  许多人当然是因为其他理由才逃离斯德哥尔摩的。有些人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有些人则是憎恨那些自己必须遵从的行事方式。
  这个社会制度已遭到反抗。至于其最深层的动机,则依然隐藏于黑暗之中,然而,在这种黑暗中,隐隐让人嗅到一丝纳粹色彩。
  类似的处理方式多不胜数,有一些已呈极端的犬儒主义。
  一年前实行了一项政策,针对那些使用假支票的人。很多人的银行户头都透支,其中有些钱进了不法分子的口袋。当局看到未侦破的小额诈欺案的数目后,视其为奇耻大辱,要求采取激烈措施。于是警政署拒绝认可被视为法定货币的支票。每个人都了解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带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出门。这无疑是送给那些在街道及广场上的劫匪大把的好机会,而这也正是当前的状况。当然假支票消失了,警方可以拿这个成果来炫耀,然而每天都有市民被袭击的事实却被忽略了。
  这就是暴力风气渐盛的部分原因,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增加更多、更强有力的武装警察。
  但是到哪儿去找这么多警察来呢? 政策执行初期的六个月里,官方发布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案件还是有大幅的增加。原因很简单:警察还未公布的都不算犯罪,而每一个透支的银行账户就是一起犯罪案件。
  在政治警察被禁止监听人民的电话后,警政署中的理论家立刻伸出援手,借着吓人的宣传说服国会通过法案,当局准许警方在查缉毒品时监听电话。从此以后,那些反共人士便高枕无忧地继续窃听,而毒品交易也达到空前的盛况。
  不,当警察一点儿也不好玩,伦纳特·科尔贝里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属的部门逐渐腐败,他也无能为力。听到法西斯鼠辈在墙后大放厥词,他又能如何? 他的大半生都忠诚地奉献给这个部门了。
  该怎么办,把你的想法说出来,然后被开除? 不太好。一定有更有建设性的做法吧? 当然肯定有其他警官和他有相同的看法,可是是谁? 又有多少人昵? “推土机”就没有这种困惑。生活对他而言只是一场欢乐的游戏,在他眼里,大多数的事情都像水晶般清清楚楚。
  “可是有一件事我不懂。”他说。
  “是吗? ”拉尔森说,“什么事? ”
  “就是那辆车子到底去哪儿了? 那些路障应该有用啊,不是吗? ”
  “照理说是的。”
  “所以在五分钟之内,每座桥上都应该已经有人了。”
  斯德哥尔摩南边是个小岛,与内陆有六个连接点。特别小组早就规划过详细的步骤,可以在最短时间封锁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所有的区域。
  “当然,”拉尔森说,“我和市警局核对过了,一切行动都已在进行中。”
  “那是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