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奇旅(故宫三部曲)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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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九一八烽烟骤起北平山雨欲来 紫禁城风声鹤唳国宝何去何从
 
  怒吼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传遍了整个北平,也穿越了紫禁城的高墙。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此时的紫禁城已不叫紫禁城。
 
  紫禁城乃旧时的称谓。相传在浩浩的天庭中央,有一片亘古不变的紫微星垣,万物之主的天帝就住在其中的紫微宫内。紫微宫降至人间,就成了天帝之子皇帝居住而百姓禁止入内的皇宫——紫禁城。
 
  才是初秋,整个北平就笼罩在寂寥萧瑟的氛围之中。
 
  一块硕大的石匾镶嵌在神武门的门头,上书五个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
 
  两扇宫门严严实实地紧闭着,没有了往日熙攘的人流和喧嚣的人声,对望着的多角楼显得格外孤寂。
 
  神武门正南方的天安门前,气氛却大不一样。连日来,从清晨开始,数十、数百、数千、数万人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到这里,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
 
  天安门广场上,摆满了白丁香和黄刺玫。这不是为了装扮景色,而是当局以此缩小广场范围,消极限制青年的示威活动。看起来,今天的集会不比往常,聚集的人实在是多,到处是人头攒动、人山人海。
 
  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临时搭建的演讲台上,握紧拳头愤怒地演讲着:
 
  “亲爱的同胞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国家正受到恶魔的挑衅!日本帝国主义置国际法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谋划事端,悍然发动对华侵略战争。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炸毁铁路,并用大炮向我军民发动猛烈轰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霸占了东北三省,并企图占领整个中国!
 
  “中华民族正落入屈辱苦难的境地,我们的国家面临崩溃,……”
 
  听着年轻人的演讲,人人情绪激昂,个个义愤填膺。一位胡须花白的瘦弱长者拨开人群,登上演讲台,饱含热泪地向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太猖狂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啊!我们再也不能忍让了!”年轻人感到热血在血管里沸腾,举起拳头道,“我们的愤怒犹如火山喷发。为了尊严,为了正义,为了国家和同胞,我们要去战斗,去同敌人拼命,我们将心甘情愿地用鲜血和身躯保卫国家!……”
 
  年轻人的演讲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许多人拥上前去,纷纷发表演说,痛斥日军暴行。
 
  大街上,一支又一支的游行队伍,连绵数里,汇成滚滚人流,前不见首,后不见尾。不,队尾在不断地延长,沿路无数的人在加入进去,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少的,工人和学生……队伍由东向西行进,奔流着一股汹涌的怒潮。人们打着标语,发出震动大地的呐喊:
 
  “还我东北,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头可断,血可流,中华国土不可丢!”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杀鬼子!杀!杀!!杀!!!”
 
  ……
 
  怒吼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传遍了整个北平,也穿越了紫禁城的高墙。
 
  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的紫禁城已不叫紫禁城。
 
  紫禁城乃旧时的称谓。相传在浩浩的天庭中央,有一片亘古不变的紫微星垣,万物之主的天帝就住在其中的紫微宫内。紫微宫降至人间,就成了天帝之子皇帝居住而百姓禁止入内的皇宫——紫禁城。
 
  传说毕竟是传说。真正的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耗时14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皇宫。明清两代曾有24位皇帝在此执政。中国历代王朝都有收藏文物之举。适至清代,在历经康乾盛世之后,皇室收藏规模更为空前,不仅有诸多专门收藏之所,且每座宫殿都有秘藏。那是2000年来历代封建帝王们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宫是中国艺术财富的大仓库。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成立,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据当时对清室的优待条件,逊帝溥仪仍暂居紫禁城后部“内廷”。
 
  1924年11月5日,—个极其普通的日子。而这一天,对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来说,却极不普通,他完全没有料到,这是自己在紫禁城里度过的最后一天。退位13年来,溥仪从未离开过这里,他依然拥有内廷的一切,包括这里收藏着的所有文物。就在这一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限令18岁的溥仪离开皇宫。之后很快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财产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盘点。
 
  一年之后,也就是192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昔日帝王的宫苑禁地变为老百姓自由参观的场所,过去仅供皇帝所有和享用的珍宝文物变为全民族共有财富——这,正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
 
  故宫博物院先后成立了理事会、维持会、保管会,由于时局混乱,一直没有正常运作。直至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才正式任命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易培基为首任院长。
 
  故宫隆宗门南屋的一间办公室内,院长易培基久久地伫立在窗前,听着从紫禁城外传来的口号声,悲愤和忧伤的阴影重叠在他的脸上,高高的眉眶下,深邃的目光格外凝重。
 
  这位50岁开外的老院长曾任孙中山先生顾问、广东大学教授,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自从1929年就任院长以来,他励精图治,在宫殿修葺、陈列展览、藏品保管及分类、编目,文献整理及汇编出版,建立分类书库、鉴定版本、编目等各个方面,大刀阔斧地展开工作。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故宫博物院大有起色,专家学者云集于此,内设机构逐步健全,文物陈列琳琅满目,各种展览观者如潮。
 
  正当博物院各项业务走上正轨、迅速发展的时候,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国家顿时处在危急存亡之中,院内的正常工作被打断了,这使易培基十分愤慨,也焦虑不安。
 
  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易培基抬头一看,见是秘书长李宗侗和古物馆副馆长马衡,便大声地说:“你们来得正好,我有事要商量。”
 
  不等来人坐下,易培基就急切地询问道:“下一步怎么办呢?”
 
  “闭馆三天了,”李宗侗满脸茫然:“我们也正是为此而来,院门关着,全院人员都觉得憋得慌,一直在等待院里的通知。”
 
  易培基
 
  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号鹿仙,湖南省善化(今长沙市)人。毕业于湖南方言学堂,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后因不愿随黎元洪依附袁世凯而弃职回湘,先后任湖南高等师范学堂、长沙师范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1924年,他奉命担任孙中山驻北京全权代表,与苏联公使加拉罕谈判庚款分配问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出任教育总长。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任理事兼文物馆馆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农矿部长。不久,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是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
 
  易培基探询道:“你们的意见呢?”
 
  李宗侗情绪激动起来:“我的意见是继续闭馆,日本鬼子一天不滚出中国,故宫一天不开馆,我们天天上街去抗议!”易培基回过头来对一旁的马衡试问道:“可是,一直闭馆也不是个办法啊?”
 
  马衡沉吟片刻说:“我觉得,倒不如开馆为好。博物馆本来就是最好的讲坛,可以结合参观文物讲解历史,揭露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动员更多的民众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
 
  易培基点头表示赞同:“这倒是个办法,你们赶紧组织有关人员研究一下,做好相关准备,争取两天后恢复开馆。”
 
  两天后,故宫博物院重新开馆。虽然不见往日的热闹景象,但游人还是络绎不绝。这次开馆后的参观路线还是按原先东、西、中三路进行,陈列内容基本沿用原来的办法,惟一作了调整的是,讲解人员由馆里选配了专家和中青年业务骨干来担任。
 
  玉器专家、古物馆科长那志良在西路参观线上讲解。西路包括西六宫、养心殿等清代帝后住所,均保存宫内陈设原状。
 
  那志良带着游客参观,最后来到寿安宫后华英殿,这里的两株古菩提树粗如井阑、高逐屋檐。
 
  那志良指着菩提树,深情地向游客说道:
 
  “这两株菩提树与故宫同岁,已在此生长了400多年。她们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兴衰存亡,也目睹了外国侵略者在这里抢夺和毁灭文物的疯狂行径。今天,日本侵略者又把战火烧到中国,无耻地侵占我东三省,妄图霸占中国,亡我之心已昭然若揭。天有知,树有灵,你们看,几天来,这两棵菩提树顿感寒潮来临,落叶飘零。”
 
  一番话,让游人唏嘘不已、百感交集。
 
  中路参观线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及神武门城楼。
 
  站在神武门城楼可以鸟瞰故宫全景。负责此路讲解的文献学专家、文献馆科长欧阳道达把游客聚集在城楼上,朗声道:
 
  “巍巍紫禁城是中国最大的皇宫殿堂,这里,古典建筑蔚为壮观,文物典藏精美绝伦。然而,近代以来,这里的建筑厄难频生,文物屡遭劫掠。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平,各国侵略者焚烧圆明园、践踏紫禁城,大肆抢劫,掠去奇珍异宝数以千计。而如今,日本帝国主义故伎重演,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对中华国宝垂涎三尺,故宫的文物再一次面临厄运。我们要誓死保卫国家、保卫中华文化,决不能让故宫文物再遭劫难!”
 
  钟粹宫书画陈列室
 
  游客们群情激昂,纷纷议论,都说决不能让国宝落入强盗之手。一位游客眺望着北平城不禁振臂高呼:
 
  “誓死保卫北平,誓死保卫祖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其他游客也随之疾声高呼。
 
  那志良
 
  那志良(1908—1998),字心如,北京宛平人,满族。学者,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祖上是满族正黄旗,因清国衰亡而中落。家境贫寒,后得到教育家陈垣资助,上学并就职于北京故宫。17岁进入故宫,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收清宫文物,在古器学特别是玉石的研究和鉴赏方面,是国内外公认的权威。
 
  参观内容最为丰富的是东路,包括东六宫、斋宫、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乐寿堂、颐和矸等。青铜器专家、古物馆科长吴玉璋把游客带到养性殿,这里陈列着奏折、档案、图书等,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吴玉璋搞了个创意,用奏折的形式写了一份《抗日倡议书》,让大家参观结束后在倡议书上签名留言。一位游客拿起毛笔一挥而就:
 
  国土不可丢!
 
  国耻不可忘!
 
  文物不可失!
 
  中国不可欺!
 
  吴玉璋将留言高高举起,大声朗读起来,游客们情不自禁地鼓掌支持。
 
  游客中,有一个人面对抗日群众的慷慨激昂略显得不自在,他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不时地向人打探各种消息。这个人个头很矮,留着小分头,苍白的四方脸上架着一副圆形的玳瑁眼镜,遇人满脸堆笑的背后隐藏着一丝常人难以觉察的奸诈和阴冷。游客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一口地道京腔的人竟是日本派遣的特务头目本田喜多。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派出一批特务潜入北平,搜集军事、政治等各种情报,并伺机制造谣言和进行破坏活动。本田喜多潜入北平后,几天下来一无所获。焦急而又无奈的他听说故宫重新开放,就过来看个热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位对文物略知一二的日本特务,看到故宫里展示的收藏是不能用“价值连城”来形容的。垂涎三尺的本田喜多在心里盘算:假如有朝一日,能把这些文物哪怕其中的一部分弄回日本帝国,必将举国欢腾,那该是多大功劳和荣耀啊!
 
  本田喜多正美滋滋地想着,有人在后面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一阵惊骇,回头一看,见是一个笑容可掬、胸前挂着德国莱斯相机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十分面熟,但惊魂未定的本田喜多一时竟记不起来。那人自我介绍道:“我是《顺天时报》的记者,你不记得了吗?”
 
  “哦,记起来了,那天我到报社去找你们总编,还是你带我去他办公室的呢。”本田喜多说着,发现记者的身边还有一位淡眉星目、樱桃小口、身材高挑的漂亮女孩,便问,“这位也是贵报的记者吧?”
 
  “是的,是的。记者连忙介绍,“她叫金花玉,刚到报社才两个多月,也是我们时政部的。”
 
  本田喜多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女孩,故作惊讶地说:“金—花—玉,如花似玉,对吧?”
 
  “对对对!您真是中国通呐。”记者在一旁说道。
 
  金花玉大大方方地伸出手与本田喜多握手:“很高兴认识您。”
 
  “我也是。”本田喜多热情地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本田喜多,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我对贵国文化十分喜欢,且多有研究,是痴迷的那一种。”
 
  金花玉扑哧一笑:“不然怎么叫喜——多呢。”
 
  本田喜多跟着金花玉放肆地笑起来,猛然间听到周边参观的人在愤怒地高呼口号,便立即收敛笑容,压低声音道:“金小姐真会说话,望以后多多联系。”
 
  本田喜多讪讪地与记者和金花玉告别,匆匆离去。
 
  这一时期,故宫博物院成了抗日宣传的阵地。但是不久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32年8月31日,“北平政务会”开会讨论保存故宫文物办法,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俞同济代表院方列席会议。
 
  政务会主席正襟危坐,人到齐后便古板地宣布:
 
  “今天会议的议题是讨论保存故宫文物办法,请大家议决。”
 
  话音刚落,随即站起一个人,神情肃然道:“这个议题完全没有必要讨论了,我有一个提案请大家议决。”
 
  参会者的目光刷地齐聚在此人身上。此人便是北平赫赫有名的北伐大将李左翔。李左翔亮着大嗓门道:“我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五百架用于抗日。”
 
  参会者个个瞠目结舌,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俞同济更是诧异,他觉得这种提议太荒唐了,便战战兢兢地举起手道:“主席先生,我是否可以发言?”
 
  会议主席不紧不慢道:“你虽为列席,但作为故宫代表,讨论故宫之事,你当然可以发言。”
 
  俞同济从后排站起,急辩道:“故宫既为博物院,所藏皆为文物国宝,当以保护为是,岂有出卖之理?”
 
  李左翔自然有所准备,便针锋相对地慷慨陈词:
 
  “理由有的是!首先,故宫博物院名不正言不顺,‘故’字很有怀念的意思,‘故宫’二字颇有遗老黍离之悲。再说,故宫设为博物院,研究宫内如何摆设,皇帝物事如何操办,津津乐道皇帝的奢华与尊严,这岂不是在为封建王朝复辟造舆论、做准备?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条,皇宫为天字号遗产,遗产应当拍卖,所得大宗款项正可购买飞机大炮,以应当前抗日之急。”
 
  李左翔扫视一下大家,显得十分傲慢:“其四,还要我说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李左翔,俞同济不敢正面顶撞,踯躅再三,苦苦解释道:“故宫文物并非全是宫廷用品,而是历朝历代搜集积累起来的文物精品,它们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物化了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是华夏子孙赖以生存的根和魂,其价值无可估量。它具有不可替代性,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无法重复,文物不可还原,一旦损毁就会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给子孙后代留下永远的遗憾。”
 
  俞同济再三恳求与会的各位三思而行,从长计议!
 
  李左翔不以为然道:“历史也好,文化也好,都有文字作记载,把书籍、文献保留了就够了,这些文物可有可无。”
 
  “并不能这样说。”俞同济不得不据理力争,“孙中山先生在一次演讲时说过:‘古时有很多很有名的民族,在现在人类社会中都已经绝迹了。我们中国的民族也很古老,从有稽考的历史来讲,已经有四千多年。故推究我们的民族,自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中山先生说的稽考和推究,正是依据文物的考证而不是书籍和文献的记载。”
 
  许是俞同济有理有据,大家听得全神贯注。俞同济也就少了刚开始的拘谨和胆怯,继续讲下去:
 
  “大家知道,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上百万年,而文字记载只有几千年。况且,当你在故纸堆中翻找着曾经的真相,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历史因种种原因走了样,有的甚至面目全非。而文物不会撒谎、不会伪饰、不会见风使舵,它藏匿在腹中的信息永远是真实可靠的,其作用确实无可替代。”
 
  一席话令许多与会者频频点头,窃窃议论。显然有许多人是赞成俞同济的观点的。
 
  而李左翔还是不为所动,带着威逼的口气道:“迂腐!现为何时?还在说那些不着边际的空话和大道理。国土沦殇,国将不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物能当饭吃、当衣穿、当枪使吗?你们说,国家重要还是故宫重要?国土重要还是文物重要?生命重要还是文化重要?”
 
  不知是慑于李左翔的威严,还是思及国运维艰,大家一时无言以对。
 
  会议主席则不置可否,宣布散会。
 
  散会后俞同济便急忙赶回故宫。
 
  此时易培基在南京,俞同济就找马衡、李宗侗作了汇报。他说了李左翔的主张和陈述的三条理由。
 
  李宗侗性子急躁,听着便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和焦虑,拍案道:“岂有此理!这套谬论还不是博物院成立之初,经亨颐提出的《废除故宫博物院》之案的翻版吗?老调新弹!”
 
  马衡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虽然是老调新弹,却不可掉以轻心。如今外忧内乱,保护故宫文物实乃当务之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决不能有半点差池。我看,同济立即去给易院长发个电报,请他在南京设法干预。我与宗侗马上起草一个函,发给中政委,申述理由,促使《保护故宫办法》尽快通过。”
 
  俞同济点头称是,便发电报去了。李宗侗坐到办公桌前找到纸笔,问马衡致中政委的函怎么写。
 
  马衡激将道:“你是秘书长,又是全院有名的大笔杆子,写个函件还不是小菜一碟?”
 
  “哪里哪里,”李宗侗一本正经地说,“此事非同小可,还是请马馆长口授,先记下,我回去再作整理。”
 
  “你太谦虚了!”马衡说,“不过,我可以先谈点看法,供你参考。我觉得,对李左翔的提案和说法,必须逐条予以反驳。首先,‘故宫’两字并非怀念之意,只不过表示以前曾经为‘宫’而已。至于‘故宫博物院’联缀成文,无非是表明博物院所设之地为故宫。此种用法,触目皆是,如巴黎的‘狼宫博物院’,柏林的‘皇宫博物院’,不一而足,并无不妥。”
 
  “你慢慢说、慢慢说。”李宗侗的笔有点跟不上。
 
  马衡放慢语速:“博物院设在故宫,研究以前的历史,完全是学术上的需要。现在世界各地学者,争相研究近代野人生活,发掘荒古时代猿人的器物,难道是想放弃现代生活,去履行古人茹毛饮血、穴居野处吗?再譬如,医生研究病状,是为获得治病方法,而绝不是预备去患此病。所以,把故宫博物院的设置说成是为封建王朝复辟做准备,实在是荒谬之极!至于拍卖故宫之物,用于购买飞机大炮来抗日,这更是站不住脚。所谓:盛世藏画,乱世藏金。国难当头,谁来购买文物?即使拍卖获得款项,对于战争军费所需,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更何况,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眼下最需要的是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决心,而出卖文物,只会丧失民族自尊,于抗日有百害而无一利!”
 
  “说得太好啦!”李宗侗停下笔,“我把您刚才说的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最好的函文。”
 
  马衡颔首道:“赶紧写好,快发出去,越快越好!”
 
  在南京的易培基接到俞同济的电话后坐立不安,立即给时任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张学良打去电话。
 
  “学良兄,我是培基啊,打扰你了。”
 
  正待在北平香山别墅的张学良此时心情并不好,但接到老朋友的电话,还是十分高兴:“易院长,别客气,有事尽管吩咐”。
 
  “岂敢、岂敢,不过,确有一事求你相助。”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到的,定当尽力而为。”
 
  “我现在南京,刚才接到院里来电,说是在今天上午召开的北平政务会议上,本来是讨论保护故宫文物办法的,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还有这等事?是谁的鬼主意?”
 
  “不瞒你说,正是你的属下李左翔。”
 
  “他是个粗人,不必搭理他!”
 
  “不行啊,你可别小看了他,在会上他不仅搬出了过去经亨颐的那一套来攻击故宫博物院,还提出把拍卖故宫文物所得款项购买飞机大炮用于抗日,说得振振有词,很有煽动性啊!”
 
  “真是瞎胡闹!我不相信大家会听他的!”
 
  “可问题是中政会上的那帮人,个个缩头缩脑、唯唯诺诺。”
 
  “这帮窝囊废!那会议主席呢?总不至于会同意他胡说八道吧?”
 
  “主席虽没有同意,但也没有否定,就把保护故宫文物的办法耽搁下来了,这不留下了个变数吗?”
 
  “那你们故宫去的人该在会上理直气壮地陈述理由,反对李左翔的陋见啊,怎么倒让他的话占了上风?”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他借抗日之名,谁还好说什么?”
 
  张学良慨然道:“我也是军人,谁不要抗日啊?但是,砸锅卖铁,也不能卖国宝啊!”
 
  易培基带着央求的口吻说:“事到如今,只好有劳于你,请你出面斡旋,设法维持。”
 
  “院长所托,我当竭力。”张学良满口答应。
 
  “拜托!拜托!等我回北平后面叙。”
 
  易培基放下电话,稍许松了口气,但还是放心不下,急急办完南京的事务,便匆匆赶回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