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奇旅(故宫三部曲)第二章
第二章 人生起伏马衡爱国情怀始终不渝 人间晚晴文物悉数捐赠功不可没
1955年3月26日，马衡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马衡虽然在生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后事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郭沫若先生任主任委员。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批给了灵车，以示对这位为我国文物保护做出重要贡献的爱国人士的敬重与肯定。
3月29日上午，马衡先生的公祭仪式在北海后门平安大道嘉兴寺举行，故宫博物院的所有同仁以及马衡亲朋好友前来参加仪式，向这位杰出的文物专家和可敬的老人作最后的告别，并为他送行。
阳光总在风雨后。
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疾风暴雨的洗礼之后，祖国的蓝天阳光灿烂，故宫的面貌焕然一新。
马衡院长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生起伏之后，亲眼目睹了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现实社会各个领域焕发出来的蓬勃生机，故宫建设的全面启动和初步成效，让他的心里重新蓄满新生的力量，有生之年再大干一场的念头日复一日地强烈起来。
于是，马衡以古稀之年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钟爱的文博事业之中，一心想把故宫博物院建设成一座现代博物馆，并作为新时代的文化标志，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
百废待兴，人才是本。由于故宫的专家一部分去了台湾，马衡深感人才不足，开展工作颇为吃力，于是，他又想起了老搭档徐森玉。
全国解放后，徐森玉由衷地高兴，他企盼祖国从此安宁下来，让人民休养生息，自己亦可安下心来做些研究工作。
一天，马衡登门拜访，两人久别重逢，徐森玉喜出望外，激动地问道：“叔平老弟啊，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早就想来啦！”马衡上前紧紧地抱住徐森玉，“这次是来沪开会，但我一下飞机就直奔到你这里来了。”
徐森玉连忙让马衡坐下，边沏茶边说道：“本来我是要去北京看你的，但上了年纪，一待下来就不想动了，实在抱歉啊！”
马衡笑道：“徐兄不必客气，不过，你说你上了年纪，那倒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托词哟。”
徐森玉坐在马衡边上，一本正经道：“这本来就不是什么托词嘛，我今年已经扎扎实实70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还不算上了年纪？”
“啊？你今年70岁了？”马衡故作惊讶，“我怎么忘了你的年龄呢？我从来没觉得你老了呀。”
“老啦！”徐森玉拍了拍马衡的肩膀，“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不是忘了我的年纪，你是忘记了你自己的年纪吧？”
马衡哈哈大笑起来：“是啊，是啊，我是不知老之将至啊！”
徐森玉立即纠正道：“不是‘将至’，而是‘已至’。”
“对、对、对，”马衡使劲点头道，“是‘已至’，我们都老啦！”
徐森玉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还比我大三个月零两天哩！”
“徐兄啊，我是服了你啦，记忆力还是那么好！”马衡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照这样说，我叫你徐兄是叫错了，当称你为老弟啊！”
“就是嘛！”徐森玉嗔言道，“就是你把我叫老的嘛，本来我也不至于老得这么快。”
“好、好、好，从今往后，我就改口，叫你老弟。”马衡显得十分得意，边说边端起杯子。
徐森玉摆手道：“不、不、不，喊了那么多年，还改口啥，将错就错嘛！”
“好吧，我还叫你徐兄，”马衡放下杯子说，“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徐森玉笑道：“怎么？这还有什么条件啊？”
马衡认真道：“也谈不上是条件，本来你就是应该这样做的。”
徐森玉也认真起来：“你是院长，我从来就听你的。”
马衡恳切地说：“我这次来，一是来看看你，二是来请你重出江湖，回故宫博物院，我们一起再干上几年。”
“这……”徐森玉顿时面露难色，不再往下说些什么。
马衡稍等片刻道：“徐兄，我知道你家都安在上海了，再说那么多年奔波下来，身体与我一样，也明显不如当年，真的该歇息了，但故宫那边实在是百废待兴，头绪太多，如今故宫的许多人都散落在外，调出的调出，赴台的赴台……”
说到这里，马衡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徐森玉也立刻凝重起来：“是啊，去台湾那边的这几个，都是院里的顶梁柱，现在都是一去难返、杳无音讯。”
提到他们，马衡似乎还有些不满：“他们也真是……”
“你就别再责怪他们了。”徐森玉压抑难耐，第一次把积压在心头的话说了出来，“当时我在南京，个中原因我是一清二楚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去的。”
马衡凄婉地问：“那怎么又去了呢？”
徐森玉解释道：“我亲眼目睹那些国民党的官员对他们下达命令，必须随文物赴台，不得违抗。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这些人，看着故宫的上千箱宝物送上船，谁舍得离开呀！国宝在人在，人在国宝在，不是你反复强调的吗？他们实在是不愿也不敢对这些国宝撒手不管，让它们独自漂洋过海啊！”
马衡听着不再吱声，徐森玉继续说：“你给尚严打电话那天，他跑到我这里来泣不成声，说你训斥了他，并提出他若赴台，你俩就从此断绝师生关系，他好委屈啊，征询我能否违抗命令不去台湾了，我对他说，现在恐怕逃脱不了，只能去了，再说忠孝不能两全，为了这些国宝，你们也得去呀，马院长那边我会为你说清楚的。”
徐森玉心中酸楚，话匣子关不住了：“这件事我一直闷在心里，想找机会与你说，今天总算可以当面把这件事讲个明白。他们离开南京的那天，说多惨就有多惨，说多凄凉就有多凄凉……”
徐森玉饮泣吞声，哽咽道：“临别时，我们在岸上抱头痛哭。船离岸时，我突然看到庄尚严、那志良，还有周若思他们跑上甲板，拼命地向岸上招手、哭喊……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真是生离死别啊！”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马衡带着内疚的口吻说道，“后来我也知道不应该责怪他们。他们不去，故宫那些宝物到了这孤岛，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徐森玉担忧道：“现在过去快一年了，毫无音讯，也不知这些兄弟是死是活？还有那些文物，不知安放何处，安全与否？”
马衡抬起头来，面露忧伤：“说实话，我没有一天不在挂念着这帮兄弟，挂念这些文物。想到他们，我就坐立不安，晚上也老是睡不着觉。”
“我做梦都梦见他们。”徐森玉也很伤感，“但在梦里总是只见其人，不见
徐森玉在故宫文物南迁途中给兄弟的信札
其物。这让我更担心这些文物现在的命运如何。”
两人相对无语，沉默着，过了好长一会儿，马衡安慰徐森玉：“古物有灵，但愿故宫宝物伴其左右，保佑他们一切安好。我们现在要做好的是，把这边的故宫事情办好，让故宫的现有宝物更多地为新中国服务，造福于人民百姓。”
徐森玉说：“那倒是，你现在肩上的担子比以前更重了。”
马衡立即把话头拉到前面的话题上，顺水推舟道：“是嘛，故宫那边的工作，我现在实在招架不住、忙不过来。徐兄，你还是回院里吧，帮我一把。”
徐森玉心里十分矛盾，但又只好直说：“我实在不是推托，一是因为身体，再就是上海这里，市政府要我留下来干，还给我下达了不少任务。照理我应该回去助你一臂之力，但分身无术啊！”
马衡听徐森玉说了实情，不便强求，只好退让说：“徐兄不必为难，我完全理解你，但我有个请求，故宫那面你还得时常关心，有些事也许少不了麻烦你。”
徐森玉立刻答应：“这话说到哪里去啦，故宫的事就是你我的事，只要老兄一声招呼，我当义不容辞。”
马衡笑说：“这我是知道的，你对我一向是全力相助，抗日战争那几年，没有徐兄一路为我出谋划策，故宫文物西迁后的命运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哪里，哪里，”徐森玉连连摇头，“这大功劳应该记在你的头上，你是总指挥，我们只不过是跟着你跑罢了，担子都在你的身上。”
马衡摆手道：“担子还是大家挑的，没有弟兄们鼎力相助，我马某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抵挡不住啊！那时，弟兄们吃的苦、受的罪，我现在都历历在目，尤其是在路上为保护故宫文物而牺牲的那几个人，每每想起他们，心里就像刀绞似的，真是难过啊！”
那天，徐森玉留马衡在家吃了晚饭，晚饭后，两人又谈了很多、很久……
就在故宫博物院各项工作顺利展开之际，埋头于业务的马衡全然不知一场政治运动即将袭来。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党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
建国初期，中央发动的“三反”运动
1952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专门指出，在修建等方面，“均可能有一亿元（旧币）以上的大贪污分子（大老虎）”。
接到文件后，文化部文物管理局随即在所属的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和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开展“三反”运动。
运动刚开始时，马衡在院内做了发动，要大家积极参与“三反”，并对院里的基建和经费情况进行了审查，但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更没有抓出“大老虎”。
上面对此不满意，就派人到院里来查。故宫博物院里的许多人，尤其是负责修缮基建的高茂宽等人，都受到审查，要求交代贪污盗窃的问题，虽然没有查出实质性的问题，还是有些人被无辜关押，甚至获罪坐牢。
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与磨难连在一起。他们或坚强，或柔弱，但总有难以想象的韧性，既能承担，又能承受，默默无语地面对着一切。
马彦祥
这期间，马衡和院领导都靠边站。眼看运动步步升级、无限扩大，马衡心里十分焦急，常常闷闷不乐，有时就干脆不去上班，待在家里。老伴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问其故，他也不说什么，只好把二儿子马彦祥叫回家，一起做他的工作。
此时的马彦祥已是文化部文艺局的领导，思想上比较积极，便与父亲大讲“三反”的意义，要他端正态度带头参加运动。
马衡听了极为反感，火冒三丈道：“我还要你来给我上课吗？‘三反’我不反对，但也不能瞎反呀！抓了那么多无辜的人，连高茂宽也被抓了起来，差不多要反到我头上来！”
“你不能反吗？”马彦祥见父亲对运动有抵触情绪，便反问道，“老虎屁股不能摸吗？”
“老虎？我是老虎吗？”马衡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我一生公私分明，廉洁奉公，没有任何问题，我不怕他们来审查！”
彦祥见父亲如此恼怒，便缓和口气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是老虎，只是说你要端正认识，积极配合，不能袖手旁观。”
马衡余怒未消：“谁袖手旁观啦？我一开始就在院里发动大家起来‘三反’，该查的查了，该问的也问了，明明没什么问题，我总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冤枉人吧？！”
“好啦，好啦！既然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放心了。”老伴先推马衡坐下，又回过头对儿子说道，“让你回来劝劝你爸的，可你们两个总是钉头碰铁头，一开口就是吵个不停，早知这样还不如不让你回来了。”见儿子不悦，她又立即改口道：“难得回来，吃了饭走吧，我去给你们做饭。”
“不啦，我还要去开会哩！”马彦祥说着便出门去了。
儿子走后不久，马衡就通知司机来接他上班去了。他表面上把儿子的话顶了回去，但心里多少还是听下去了一点，觉得自己不该对运动有抵触情绪，应该积极配合才是。
然而，马衡一到单位办公室，上面派来的人就来通知他，明天去白云观参加学习。
马衡不解地问：“学习什么？”
来人冷冷地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马衡又问：“要多长时间？”
来人摇摇头：“不知道。”
马衡见来人讲话如此冷淡，不便再问下去，心里却明白了，不是去学习，明明就是去隔离审查。
马衡无奈，第二天晚饭前才来到白云观。
白云观，位于北京西便门外，是道教全真三大祖庭之一。解放后，中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学院和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等全国性道教组织、院校和研究机构先后设在这里。如今，这里成了临时隔离审查的场所，有几十人被关押在这里。
马衡来到这里，被安置在邱祖殿旁边的附属房子内，狭窄而阴暗。白天，他参加这里组织的集体学习，名曰学习中央文件，实际上是接受训话。晚上则被要求写交代材料。
就这样持续了近两个月，一天晚上，马衡正准备休息，有人来通知他，马上到邱祖殿去。
马衡来到邱祖殿，不由得心里一怔，这里俨然是审讯室，殿的中央放着一排桌椅，后面坐着五六个人，神情严峻。
坐在中间的那个人，见马衡被带了进来，便指着对面的一张木椅说：“你坐那边！”
马衡坐下，全身不自在，心想，我难道是犯人吗？
“你是马衡？”排桌中间一个人发话了，见马衡不回答，改口道，“哦，马院长，马大院长。”
“我是马衡。请你不要这样称呼我。从来没有人这样叫我，我听不习惯。”马衡很不客气地回道，眼睛看也不看那人一眼。
那人一下子被激怒了：“听得惯要听，听不惯也得听。”继而又提高嗓音，“你不要以为这里是你的故宫博物院，这里是白云观，你到这里来是接受审查的。”
北京白云观
马衡反问道：“不是让我们来学习的吗？”
那人严厉道：“是让你来学习的，也是让你来交代问题的。”
马衡又反问：“我有什么问题好交代的？”
“到这里来的谁没有问题啊？”那人嗓门更高，“尤其是你马衡，有的就是问题，问题大着呢！”
马衡毫无惧色：“有问题，你们就说出来，不必来问我，该咋办就咋办！”
此人勃然大怒，拍桌吼道：“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注意你说话的口气！”
马衡不甘示弱：“要注意的是你，你是什么口气？什么态度？我是犯人吗？”
那人回应道：“是不是犯人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当然知道！”马衡强硬道，“我一没犯错，二没犯法，何罪之有？”
看来此人是吃硬不吃软，面对马衡的态度，竟然束手无策。双方僵持了好长时间，还是此人先找台阶下，说道：“既然你说一没犯错，二没犯法，那你在今天的谈话记录上签个字。不过你要对今天的态度负责！”
此人话音刚落，记录员便把一个本子放到马衡面前。
“不签！”马衡怒不可遏地站起来，转身就往外走去。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碰到如此尴尬的场面。
那位负责审问的人也只好悻悻然离开了。
马衡回到宿舍，久久不能入睡。虽然今天表面上态度如此强硬，但内心
20世纪20年代的马衡先生
十分痛苦，第一次感到心力疲惫。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抱着多大的希望啊！他以为从此可以安下心来从事自己钟爱的研究工作了，甚至他憧憬着，把故宫办成世界上一流的博物院。然而，好景不长，故宫刚有起色，运动接踵而至，他从积极响应，到疑惑迷茫；从参与组织，到被关押审查，急转直下，他实在想不通、跟不上，抵触情绪越来越重，心情坏到了极点。
马衡与家人合影
马衡捐献卷
这一夜，马衡失眠了。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翌日一早，就有人来通知他，可以回家去了。
马衡反倒觉得蹊跷，不知他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里直打鼓：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昨天深夜审讯结束后，学习班的头头们听了汇报十分恼怒，连夜研究对付马衡的办法，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上级电话，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立即停止对马衡的审查，并让其尽快回到故宫博物院主持工作。
马衡回到故宫博物院，这里的运动还在继续，进驻的工作队仍然把持着院里的工作，他们并没有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不但不让马衡主持院里工作，反而指责马衡犯官僚主义，需要学习改造，与群众一起参与劳动和学习。在他们的安排下，马衡每天要到故宫后门与人力车夫一起学习。
第一天去的时候，几十个人力车夫围坐在那里，闹哄哄地乱作议论，一点没有学习的样子。他们见马衡到来，似乎事先已知道，竟鼓起掌来，马衡颇不自在，不知他们是真心欢迎还是恶作剧，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一位五十开外的工人见状便站了起来，让马衡入座。马衡见其带有善意，就坐了下来。许多人围了过来，与马衡攀谈起来。马衡还是第一次与那些工人零距离接触，着实为他们的热情与朴实所感动。
第二天，马衡自己拿了个小板凳与人力车夫们一起“学习”。后来还与他们一起劳动，但时间一长，马衡就有点受不了了。他从小读书，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后来到上海也是生活富裕，到北京后还有私人轿车，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当了院长之后更是有人服侍，所以言行上多少有些清高，生活中难免有点做派。于是工人中有人看不惯，说些冷言冷语，甚至有人偶尔会来点恶作剧，有意刁难马衡，让他很难堪，但他又不好发作，只能独自生闷气。
此事传到了郭沫若耳里，很同情马衡的遭遇，便让人通知他不要再去学习与劳动了。这样马衡才算得到了解脱。
马衡又开始到院里正常上班，但没过多久，文化部突然决定把马衡调离故宫博物院，专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吴仲超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
马衡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中很是郁闷。他知道，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是一个没有实权实事的虚职，空名而已。他只好赋闲在家。忙碌了几十年的他，一下子适应不了，在家无所事事，闲得发慌。
更让他伤心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世态炎凉之味。他任院长时，客人盈门、络绎不绝，而他特别健谈、特别好客，总是热情地留客人在家吃饭。但自从他被免职以后，家里就门庭冷落，很少有人来往。虽然也有徐森玉、高茂宽等人过来探望，但大家境遇都不好，说起有些事来总让人不开心，只能相互安慰，可心里得不到半点的宽慰。
精神状态直接影响到人的身体状况。由于情绪常处低落，马衡本来硬朗
的身体日益虚弱，常觉不适。一次感冒以后，喉咙疼痛不止，吃饭很困难，老伴几次催逼他去医院检查，他总是以感冒所致为由予以推托。很长时间不见好转，马衡痛得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得跟着老伴到医院去检查。
马衡石鼓文研究之一
马衡临石鼓文之后题赠那志良
马衡青田石印
医生一看，感觉状况不好，力劝马衡立即住院治疗。他开始并不情愿，但最后拗不过老伴的坚持，便在当天办了入院手续。
第二天医院就为马衡做了食道检查，探测镜从鼻孔伸到食道，让他感到十分痛苦。
检查结果出来了，马衡得了食道癌。这如晴天霹雳，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抽烟就多，查出癌症之后抽得更猛，老伴反复劝说也无济于事。
马衡的病情越来越重，只得再次入院检查。第二次检查的结果更为糟糕，癌细胞已扩散到了肺部。
接下来的日子，马衡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几乎无法进食，呼吸也十分困难。
马衡自知时日不多，反倒觉得坦然。他见老伴整天以泪洗面，反过来安慰老伴不必难过，生死对于人生来说，不过是早晚而已。
一天，马衡把子女们叫到床前，坐起来靠在床背上，吃力地说道：“今天把你们叫来，有件事我要做个交代。”
子女们相视无语，默默地听着。
马衡艰难地提高声音说：“我一生别无他求，一心想把故宫文物保护好、利用好，除此以外，就是我所从事的考古。为了考古，我不惜代价收藏各类文物和书籍，这些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爸，这些东西都在哩，放心吧！”马彦祥安慰父亲道。
马衡点点头：“这我知道，我是说我死后这些东西要处理好。”
马彦祥连忙说：“爸，您现在说这话干啥，您的病一定会治好的。”
“我的病我知道。”马衡缓缓地说，“趁我现在还清楚，我要把此事交代给你们。”
马彦祥上前拉了拉盖在父亲身上的被子，深情地说：“爸，此事您早就有过交代，我们会妥善处理好的。”
“我再重复一遍。”马衡加重语气说，“家里的那些文物，包括我研究所用的古籍，我是绝不舍得变卖的，也不准备留给你们，对你们没有用处，发挥不了它的作用。这是国家的文化遗产，应当归于国家保存，才能起到最大效用，所以我死后，全部捐赠给国家，存放到故宫博物院去。”
“听爸的。”马彦祥补充道，“过去家里缺钱时，您也从来不曾卖过一件文物。我们今后无论怎样也不会自行处理一样东西，都按爸的意见办。”
马衡满意地点点头：“今天你们几个兄弟都在这里，你们都听到了吧？”
兄弟几个都没吱声，一一点头表示赞同。
马衡似乎还有些不放心，对马彦祥说：“你是老大，又是国家干部，这事就由你来办。”
马彦祥说：“这事我来办，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马衡说，“今天就把此事办了。”
“今天？”大家很是吃惊。
马衡见大家不解，补充道：“我是说，今天我立下遗言，把字签了。”
“爸，您还不相信我们吗？”马彦祥嗔言道，“我一定按您老的意见办，没必要签字了，您尽管放心吧！”
“好吧！”马衡如释重负说，“那就不签字了，我相信你们会按我说的去办。”
说完，他慢慢躺下，低声说：“你们去吧，我累了，要休息了。”
1955年3月26日，马衡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马衡虽然在生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后事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郭沫若先生任主任委员。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批给了灵车，以示对这位为我国文物保护做出重要贡献的爱国人士的敬重与肯定。
3月29日上午，马衡先生的公祭仪式在北海后门平安大道嘉兴寺举行，故宫博物院的所有同仁以及马衡亲朋好友前来参加仪式，向这位杰出的文物专家和可敬的老人作最后的告别，并为他送行。
站在马衡的遗体前，高茂宽悲痛欲绝。马衡之于他，亦师亦友，在北大上学时，马衡是他的老师，给他以特别关爱；大学毕业后，是马衡推荐他到故宫实习；不久，就跟着马衡参与故宫文物南迁，整整十年的时间，使他从一名刚出校门的学生成长为故宫的业务干部；解放后，马衡又委以重任，参与故宫重建的主要工作；在他审查期间，马衡主动承担责任，还他清白。如今，马衡抑郁而死，他感到天塌下来一般，悲痛、愤懑、孤独、酸楚交织在心头……
回到家里，高茂宽面对着周若思的照片，呆坐了许久。他想起那时初到故宫，马院长给他和周若思那些实习生上课，讲三希宝帖的故事，告诉他们文物易散不易聚，要保护好国宝，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他又想起当初动身护送第一批故宫文物离京南迁，火车站台上，马院长神情凝重，拍着他的肩膀目光凄然地挥手道别；他更想起千难万险的西迁路上，在张灯结彩的严华洞内，马院长和故宫其他同仁，费心费力地为他和周若思举办婚礼，见证他们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幸福结合……这一幕幕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地在脑海中来回闪现，可眼前呢？尊敬的马衡院长溘然离去，亲爱的若思杳无音讯。文物易散不易聚，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想到此，高茂宽不禁更加悲从中来，抱着周若思的照片失声痛哭：“若思啊，你在哪里呢？老院长走了，我此刻是多么想念你，想和你在一起啊，你快回来吧，回来吧，若思！！！”
马衡去世后，子女遵其遗嘱，将父亲历年所藏古董文物、古籍图书以及所遗文稿悉数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子女们为了表明父亲生前的清白，也为表明他们对父亲遗嘱的尊重，将父亲生前所用物品和所收藏的文物全部封存起来，请文化部派人查收。
文化部极为重视，会同故宫博物院造册点收，用了两周时间才验收完毕，总计19638件，其中18000件拨交故宫博物院，其余部分留文化部文物局作参考之用。
这些捐赠文物中有清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访得的青铜器、印章、甲骨、碑帖、书籍以及书法、绘画、陶瓷、牙骨器等，种类众多，数量惊人，不乏精品，有着巨大的文物、文化价值。
如果说，马衡捐赠给国家的文物、书籍乃无价之宝，那么他在文物教学、文物保护、文物研究方面的成就更是无可估量。
马衡的一生，是为我国文物事业奋斗与贡献的一生。
清光绪七年五月廿四（1881年6月20日），马衡出生于江苏吴县的县衙内宅。其父马海曙曾长期在江苏南部为官，历任丹徒、元和、长洲、吴县、金坛、宝山等县的知县。他历经战乱，目睹江南膏腴之地不断荒芜，民众流离失所，深知休养生息之重要，“为政不事威严，视民如子，而尤孜孜于地方水利”，故而任上政绩卓著，为人们所赞扬，“凡有益地方事，罔不惮力为之。”不幸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马海曙病逝于宝山县知县任上。按当时规矩，全家迁出县衙官邸，扶灵回到故乡宁波。那年，马衡14岁。
回到宁波后，马家在城西月湖畔马衙街购置宅第。该街东起偃月街、傍风景如画的月湖，西至长春路，北靠举世闻名的天一阁，街侧多有居民住宅。这一带，历来是人文荟萃的读书宝地。马衡兄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奋读书，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和诗文教育。
马衡篆刻作品
马衡日记手稿
马衡日记
一晃四年过去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马衡与五弟马鉴一起，经县试、府试、院试，双双考取了秀才，但他们无意在科举之路上走下去，而毅然走了一条新路，报考新式学堂——上海的南洋公学。经过激烈竞争，他俩一起考入了南洋公学的中院，开始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人生之旅。
马衡在南洋公学读了三个学期，于1901年办理了退学。走出校门后，马衡与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商界巨擘叶澄衷的女儿叶薇卿成婚。婚后马衡在上海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并在叶氏的企业中当一个董事，每年薪俸有6000银元。外加分红，收入颇丰。
在此期间，马衡为锻炼身体，经常到江湾跑马厅骑马，骑术精湛。然马衡书生本色不变，无意于商海沉浮，更不溺于酒色。平常闲来无事，便对叶家收藏的铜器古玩产生浓厚兴趣，随之钻研经史，广集文物、碑帖拓片与古籍，日积月累，具备了国学与金石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为日后的古物研究打下了扎实基础。他多才多艺，书法、治印颇负盛名，还能作诗善曲，可谓是不可多得的全才。
那个时期，中国经历了清末庚子之变、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等一系列大的政治事件，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而上海相对离政治远些，这里租界中立、洋商云集，经济上反而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十里洋场灯红酒绿，颇有“世外桃源”的景致。身处其中的马衡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心里，学问比金钱更重要，事业比财富重要。思考再三，马衡下定决心弃商从文，离沪赴京，毅然北上与二哥马裕藻、五弟马鉴相会，从事他所喜爱的金石学研究。
1917年8月，马衡只身来到北京，经已任国文系主任的二哥马裕藻推荐，受聘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征集员。1920年，北京大学新设金石学课程，聘马衡为史学讲师，专授此课，从此，他的金石学知识便有了用武之地，才能得以充分发挥。1922年2月，北大正式设立考古学研究室，聘马衡为主任，后升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马衡在北大任教时对文物保护极为重视，视为正职。1923年至1929年，马衡兼任北大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其间还受聘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年多。在当时，我国的考古学刚刚兴起，北大为国内高校开先河者，马衡则是最早投身其中，作为北大考古学会主席，为开创北大考古学科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专门讲授金石学课程，编印了《中国金石学》一书，对传统金石学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成为近代研究金石、古器物和考古学的基本读物，后由马衡亲自校订稿为《中国金石学概要》。
辛亥革命后，在国内风云剧变之中，明、清两代的皇宫成为故宫，昔日的紫禁城成为故宫博物院。马衡最早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了点查清宫物品工作，从此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后，马衡积极参与故宫博物院的初创与建设工作，并应聘担任故宫古物馆的副馆长，长期主持古物馆的日常工作。
马衡之墓
从北大任教，到参与清宫物品点查工作，再到担任故宫古物馆副馆长，这十多年，是马衡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马衡在进行考古学、考古研究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考古发掘工作。1928年，马衡致函蔡元培先生，提议组织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并推荐自己的学生、时任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事务员董作宾参与。他的建议得到了蔡元培、傅斯年的赞同，于1928年8月派董作宾到实地考察，随后即开始了对殷墟的第一次试掘，揭开了殷墟科学系统发掘的序幕。之后，董作宾、李济等人先后主持了15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殷代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使中国古代史向前推进上千年。这一中国和世界考古发掘史的奇迹，马衡有首倡之功。后来，马衡又亲自主持了燕下都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是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又一次成功尝试，不仅开辟了中国人自己的田野考古工作，培养了一批中国学者，更从实践上确立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些近代科学考古的基础原则，向世人展示了考古学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这山河变色、国难当头之际，故宫博物院鉴于时局不断恶化、国宝将有蒙难之虞，决定将故宫文物分批南迁。马衡积极协助院长易培基做好南迁的各项准备工作。从1933年2月6日至5月23日，历时近四个月时间，分五批将13491箱故宫文物实施南迁，先后运抵上海，存放在法租界和英租界。
1933年7月，易培基院长因遭诬陷而被迫辞职，马衡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后转任院长。“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时局十分险恶，国宝再遇危机，马衡当机立断，及时实施文物西迁，将故宫国宝分三线沿水陆两路向大后方转移。这一万多箱故宫文物在炮火中辗转二万里、历时近十年，最终得以安全渡过劫难，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文物迁徙的奇迹与典范。马衡与故宫人历尽千辛万苦，为保护故宫文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战争尾声时，国民党下令将故宫文物迁往台湾，马衡服从于祖国利益和人民意愿，采取各种办法延滞和抵制故宫文物迁台，并托病婉拒赴台之命。
全国解放后，马衡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人生在世，求其一实属不易，而马衡虽历经坎坷，备受艰辛，但意志坚定，于学术持之以恒，于文物久久为功，在立德、立功、立言上皆有所“立”。正如郭沫若先生对马衡的评价那样：“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谨严。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凡德业足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成就，已应于不朽。”
马衡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