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奇旅(故宫三部曲)第四章(上)
第四章 大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故宫动荡岁月躲过一劫
197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
经历了风雨洗礼的故宫，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故宫人的苦心维护下，终于再次回到人民的怀抱。
久别重逢，观众十分踊跃，有时一天之中，观众就多达8万人。
这在那个混乱、疯狂的年代，故宫的重新开放给人们以些许安慰，也带来了一丝希望。
20世纪50年代初，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
这一时期，故宫博物院全面恢复，各项事业进展较快。特别让故宫人骄傲和鼓舞的是，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故宫参观，予以很多的指导和支持。
故宫人热切地盼望着毛主席到故宫参观视察。
但这一天他们一直没有盼到。
然而，他们不知道，在1954年4月期间，毛主席曾三次登上紫禁城，眺望故宫。
毛主席对紫禁城怀有特殊的感情。
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曾是他就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老师。1919年，毛泽东同湖南人民代表团来到北京，宣传进步思想，声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时，就住在紫禁城脚下的福佑寺。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平之前，毛泽东曾亲自给解放军将帅发出指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又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使各纵队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道“手谕”，才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保证了紫禁城免受战火破坏。
1954年4月18日下午4时，毛主席来到紫禁城。
为了不打扰游客，毛主席没有告知故宫博物院，也没有惊动其他人，只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故宫保卫科长韩炳文两人陪同。
他们从神武门东坡道登上城楼，顺着城墙向东、向南，一直走到东华门。
站在东华门城台上，毛主席鸟瞰故宫全景，感慨地说：“我第一次到北京，就住在这城墙脚下，对城内的故宫一无所知，今天终于目睹其真容。”
毛泽东视察故宫
罗瑞卿略显失望道：“原以为这紫禁城硕大无比，在这里看下去，也不过如此。”
毛主席笑曰：“这叫作‘登城台而小故宫’。”他点起一支烟，“不过，这故宫也是够大的，当然啰，故宫再大，也大不过天下。但是，它又可以号令天下。”
“主席，依您的意见，故宫究竟是大还是不大？”
毛主席随口道：“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皇帝大则大，皇帝小则小。”
罗瑞卿不解：“我有点听不明白。”
毛主席解释道：“你想想看，明清两代，20多位皇帝，其中有几位是有作为的大皇帝，在这里号令天下，大有所成。但也有庸皇帝、小皇帝，比如溥仪，坐失江山，曾苟安于小小的内廷。”
“主席见解独特，深刻啊！”罗瑞卿赞佩道。
毛主席挥了挥手，说：“今天是游览，信口开河，何谈深刻？还是歇会儿吧！”
韩炳文立即撑开小马扎：“主席，凑合一下吧！”
“你想得真周到。”毛主席的心情特别好，玩笑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坐下歇息，再往前走。”
韩炳文从口袋里掏出两只橘子，分别递给毛主席和罗瑞卿：“粮草未备，橘子两个，聊以解渴。”
“喔唷。”毛主席夸奖道，“小韩不仅办事利落，说话也文绉绉的嘛。”
罗瑞卿接过橘子，也高兴道：“炳文炳文，彪炳文雅，文武双全。”
韩炳文被说得很不好意思，心里甜滋滋的，便坐下来陪毛主席分食橘子。
坐了一会，毛主席起身欲行，罗瑞卿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主席，我们是不是到故宫里面看看？”
“不去不去。”毛主席风趣地说，“不识故宫真面目，只缘身在故宫中。还是在城台上看得真切。”
说着，毛主席大步前行，来到了午门。
他们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设在午门城楼上的“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前后三个多小时，直至天近黄昏才悄悄离去。
东南角楼
西北角楼
时隔一天，毛主席又来到紫禁城，继续参观“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并对陪同人员说：“这就是历史。”两个小时后才意犹未尽地离去。
翌日下午，毛主席第三次来到故宫。直到晚上7时左右，才走下城楼，同大家挥手告别。
毛主席三次登城墙而不入宫。他为何而来？又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面对昔日的紫禁城有何感想？这些都无人知晓。
50年代后期，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受“左”倾冒进思想的影响，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进而发展为“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追求生产发展的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企求主要工农业产品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一番，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长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1959年要比1958年增长50%，达到10500亿斤。
“大跃进”运动不仅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指标，还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诸如“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等，试图推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鼓动下，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急剧增长，三年间，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更为严重的是，各地各部门为了实现这些高指标，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面对各行各业“大革命、大革新、大放卫星”，故宫也不能例外。
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对当时的形势颇为不解和忧虑，处在彷徨和苦闷之中。
吴仲超虽然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但十分热爱和钻研文博工作。他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性质，对不适应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1954年增设了学术委员会，先后成立了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文物鉴别工作委员会、编辑工作委员会、文物收购委员会、铜器专门委员会、陶瓷专门委员会、文物修复委员会、文物印刷厂和修建处。这些机构的设立，对故宫文物保管、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工作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吴仲超
吴仲超（1902—1984），江苏南汇（今上海浦东）人。1927年9月曾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政治经济专科。192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南汇县委书记、南汇中心县委书记，上海沪东、沪西区委委员，无锡中心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苏南特委书记，苏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苏皖区党委书记，江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副主任，苏浙皖边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分局秘书长、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局副秘书长、华东局党校副校长。1954年6月被政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同时担任文化部部长助理职务。
然而，到了50年代末期，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和正常工作受到干扰，吴仲超和院领导班子往往难以左右。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了一个对故宫“进行革命性改造”的报告。
报告认为，故宫博物院在过去一直受到各种清规戒律的限制，不准动原状、不准用灯光，各次陈列迁就主要宫殿，分散凌乱，多而不精，参观极不便利。而且对封建落后的东西不能大力铲除，保留得过多。房屋及环境的清除和整理阻力更大，至今未能脱出残败凌乱的现状。库房虽然清除了一百多万件非文物，但远不彻底。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报告提出了两套整改方案：
一是将紫禁城内前后两部分划分为二，后半部分从乾清门后由故宫博物院办陈列，前半部分交园林局建设成公园。这样博物院的陈列成一线，可以大大精干，在紫禁城东西后半部开辟两个便门后，故宫可以四通八达，便于参观。
二是按第一方案多保留从太和门起三大殿及两庑中间主要宫殿，此外交园林局管理。这样主要宫殿建筑还是作博物馆陈列，可照顾各方面的意见，参观亦便利。绿化部分交园林局，博物院更可集中精力办好博物馆事业。
拿到这两个方案，吴仲超大吃一惊，深感问题之严峻，立即找到副院长单士元商量对策。
听闻这两套故宫整改方案，单士元连连摇头：“荒唐！荒唐之极！”
“简直是头脑发热！”吴仲超拍案道，“这两个方案都是大动干戈，毫无道理，更无必要。不管实施哪个方案，都将对故宫产生极大破坏！”
单士元也气愤起来：“我是研究故宫建筑的。故宫的建筑和所有场地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必须由博物院统一管理和规划，决不能划给其他部门去管理。”
“是的。”吴仲超收起桌上的方案材料，“退给他们，我们决不答应！”单士元问：“要不要我来写份材料报给他们？”吴仲超说：“先等等，我去与他们交涉一下。”
故宫中路平面图
殊不知，当时有人还在酝酿一个更为可怕的方案。
有位高层领导，曾在很小的范围内提出过一个十分荒唐的建议，拆除故宫，在这里改建中央政府办公楼。
单士元
单士元（1907—1998），文物专家。北京人。1924年底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任书记员。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继续留院工作。1930年进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不久，又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历史档案事业创建者之一和中国古建筑早期研究者之一。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文物南迁期间，因其熟悉故宫建筑，被派留下来守护故宫。建国后，任故宫博物院建筑研究室主任、副院长。
在这荒唐的年代提出如此荒唐的设想不足为奇，但居然有人积极响应，真的将那位大领导的建议细化成四个具体方案：
第一方案是拆除午门，在午门位置上建中央大楼，使天安门成为党中央入口之大门。
第二方案是拆掉端门，在端门位置建中央大楼，把中南海党中央和国务院迁至市中心位置，党中央设三个门，即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中南海改变为群众性公园。
第三个方案更大胆，是将故宫及天安门全拆，建设一主体建筑，并在其周围再建五组建筑，象征“工农商学兵”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样便可彻底打碎封闭森严的封建艺术格局，代以开阔明朗活泼的气氛，使庄严美丽的现代化新型建筑代替已经古老落后的帝王宫殿建筑。
第四方案更加彻底，将故宫、中南海、南河沿以西民房全部拆除，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大楼放在城市中心部分，仅留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入口。
这四个方案鲜为人知，因为提议人和设计者自己都觉得吃不准，不敢公之于众，只好把它藏之于阴暗的旮旯里。
吴仲超多次到北京市文化局汇报，提出不能实施故宫整改方案，但都被顶了回来。无奈，吴仲超只得找文化部、文物局反映，但也没有领导表态，这让吴仲超十分焦急。
就在故宫博物院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陆定一
“大跃进”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的后果。中央发觉了“大跃进”的问题，从1958年11月开始着手纠正，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到1960年冬，党中央正式停止了“大跃进”运动。
这让故宫博物院躲过了一劫。
吴仲超抓住时机，向中宣部提出建议，要求明确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方针，以求长治久安。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接受了吴仲超院长的建议，专门召开中宣部部长办公会，明确指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改动，改了的还要恢复一部分。”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也让人带来了他的意见：“宫廷史迹陈列仍是主要内容之一。有些陈列品应该保留的还是要保留；有些陈设必须保持原状的还是要保持原状，不要随便拆除，好让人民看看过去皇帝是怎样生活的。划出一部分面积开辟公园是好的，但要注意与故宫相协调，尽量保持一些古典的民族风格，不要弄得不三不四。”
有了尚方宝剑，吴仲超谋划着用一个新的方案来取代北京市文化局的方案，于是，他请单士元牵头，在听取了专家学者和干部群众等方方面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故宫博物院保护修缮利用的方案，提出了新的方针任务，明确指出，故宫是我国现存最辉煌、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重要的历史建筑文物，因此对故宫博物院的保护维修是一项重要工作。
这是个实事求是、讲求科学的方案，既解当务之急、切实可行，又着眼长远，利于全面规划，对故宫博物院的利用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并着手按此方案，逐步实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几年，一场更大的政治暴风雨席卷中国大地。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这场政治运动的导火线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十天之内《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都没有转载。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认为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搞“独立王国”，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此后，对《海瑞罢官》的口诛笔伐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带有严重的政治色彩。
1966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二月提纲”，试图适当约束学术批判中明显出现的“左”的倾向。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公然叫嚣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把斗争矛头直指文化艺术界以及中央一些领导人。
之后不久，中办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并被免职，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罪名遭到软禁，彭真和中宣部部长被指包庇坏人，压制左派而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并于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标志“文革”真正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此后，“文化大革命”就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并在全国迅速掀起高潮。
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故宫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做出了规定，同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这一时期，大、中学校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从学校转向社会，从
最初的破除“四旧”，即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甚至冲击党政机关，社会动乱开始出现。至此，“文化大革命”完全演变成一场内乱，一场“大革文化之命”的运动。作为封建皇权象征的故宫，在这场“大革文化之命”的运动中当然首当其冲，难逃厄运。
北京城内，各种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快越过了高耸的红色高墙。故宫博物院也贴满了各种大字报，批判、揭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老干部、老专家被指为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人。
本来，吴仲超是一位资深的老革命，但他也被指为资产阶级的黑线人物。有人揭发他曾为“三家村”之一的邓拓隐瞒错误，推托罪责。
这是怎么回事呢？
1963年秋，中央某部通报：邓拓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决定，由北京市纪委书记等六人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重点弄清邓拓所持有的一幅宋代古画。
这是一个叫白石（非齐白石）的老人收藏过的一幅苏东坡的画卷。
一年前，白石老人带着这幅画来到北京，想出手赚点钱。老人先到了文化部文物局，又到了故宫博物院，还找了著名的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
吴仲超看到这幅画后，饶有兴趣地对白石老人说：“你何不拿给邓拓看看？他特别喜欢字画，鉴赏力也特别强。”
当晚，吴院长将邓拓和白石老人一起约请到北京全聚德吃烤鸭。仔细观赏白石老人带来的字画后，邓拓满有把握地说：“这画是真迹。”
白石老人一听很高兴，忙说：“看来您确实是个行家，识画。以后这幅画就归您收藏吧。”
邓拓沉吟了一会，说：“这幅画很值钱的啊。”
白石老人说：“钱多钱少无所谓，您看着给就行了。”
邓拓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出25000元。不过，我可没这么多钱，到我家去，我们以画换画吧！”
白石老人点头同意，连夜随着吴院长一道走进邓拓的家，总共在邓家挑了27幅字画。第二天以25000元钱的价格卖给了国家文物商店。
随后，邓拓对这幅古画进行了全面性研究，写了文字说明，照了相，还在《人民画报》上刊载过。
初步弄清了这幅宋代古画的来龙去脉后，调查人员又找到了吴仲超院长核对情况。
吴仲超如实汇报：“邓拓以画换画、购买书画，确有其事，这不是秘密，文物局知道，故宫博物院知道，文物商店也知道，我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
调查人员问：“邓拓为什么要购买字画，是否有从中牟利之嫌？”
吴仲超当即否定：“这绝对不是。我知道，邓拓收藏书画，一是出于爱好，二是他想写一部中国书画史，目前我国还没有一本研究历代字画的专门书籍。”
“那也不能把这些书画占为己有呀。”调查人员说。
“这我可以做证。”吴仲超告诉调查人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邓拓的确收藏过不少字画，可都是研究透了以后便全部无偿交给了国家。”
吴仲超为邓拓做证成了后来的罪证，受到批判和冲击。不久，他与故宫的其他人被送进了文化部的集训班，要求检讨问题，改造思想。
集训班结束后，吴仲超他们回到故宫。此时，故宫内部已经相当混乱，到处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
在众多的大字报中，有一张特别引人瞩目。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为：“十几年来，城隍庙的泥胎偶像，一直盘踞在我们文物出版社印刷厂，现在我严正提出，一定要把这些大王小鬼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彻底捣毁，连根拔掉，不能保留这些宣扬封建迷信的牛鬼蛇神的统治地位，彻底铲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制造毒害人民的封建迷信工具。”
这张大字报是驻在故宫内的文物出版社珂罗版车间的一些工人写的。面对工人的强烈要求，吴仲超等院领导都觉得不妥，但鉴于当时形势，同意拆除了城隍泥塑神像11个，泥塑马一对。
1966年8月18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这一天，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佩戴红卫兵敬献的袖章。激动而狂热的群众和红卫兵组成人的海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响彻云霄……
之后，毛泽东在三个月之内又先后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以此积极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在此鼓舞支持下，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大串联、大造反”的狂潮。
1966年劳动节刚过几天，一支军宣队开进了故宫。
翌日，军宣队负责人便主持召开全院职工大会。
此人身材不高，声音却颇为洪亮：“奉中央指示，我们军宣队进驻故宫，从今天起我们全面接管，吴仲超和院领导全部靠边站，都得听我们的！”他扫视一下会场，然后继续嚷嚷道，“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故宫。我们认为，这里是封建的黑窝，文艺黑线的重灾区，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性的大改造！”
会场开始时还一片肃静，但这位负责人说到这里，下面顿时骚动起来，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这话怎么说呢？什么‘黑窝’‘黑线’的？”
“不知道什么意思，哪有这样说话的？”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来不是来保护咱故宫的。”
“现在什么都闹不清，只能听天由命呗！”
听到会场下面的议论声，这位军宣队负责人提高嗓音道：“大家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立即开展对文艺黑线彻头彻尾的批判！”
他停下喝了口杯中的水，正色道：“故宫里面有没有走资派？有没有黑帮？”
顿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惊讶的目光齐刷刷地对准在主席台上。这位负责人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更加来劲，吼道：“有！据掌握的情况看，还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而是一批。所谓一批，就是几十个！”
台下的人全都惊呆了，不知故宫将会发生些什么，尤其是在座的院领导和专家，一个个如惊弓之鸟，也不知自己会不会被划进黑帮。吴仲超毕竟是老革命，经得起风雨，并不十分惧怕，但心里担忧这帮军宣队来这里胡搞。
会后，果然一场暴风雨迅速席卷紫禁城。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紫禁城周边的红墙，几乎所有的院领导和专家，都被揭发为走资派和黑帮。
吴仲超、单士元等30多名故宫领导和专家被集中起来，一同隔离在故宫东北角楼下的大房子里。高茂宽年龄不大，也不是院领导，却被造反派将他划入“保皇派”，也被隔离，成为“黑帮”。他们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写检讨书，有时还要被赶到大字报密集的地方，集中观看，并接受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