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影小说

 

　　如果吴瀛没有碰上这个“盗宝案”，如果他不是这种性格，如果他早点把这件事放下，有所释怀，吴瀛就不会消耗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也不会那样郁郁寡欢，他就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事他的书画创作和学术研究。可是，世界上没有如果。命运使然，无法改变。

 

　　吴瀛一筹莫展，只能在等待中叹息，直至晚年，还是耿耿于怀，满脑子都是平冤昭雪之事。最后，他带着怨屈离开了人世，享年68岁。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

 

　　留在大陆的故宫原班人马中，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与易培基、马衡等一道，曾最早参与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工作，并担任过故宫文物南迁的首席押运官。虽然他后来离开了故宫博物院，但与故宫的恩恩怨怨从未中断过。

 

　　他就是吴瀛先生。

 

　　吴瀛在押运首批故宫南迁文物之后，便卷入“易培基盗宝案”，之后愤然离开了他所参与创建的故宫博物院，赴外地继续他的书画和文物事业。直至全国解放，他被建国初期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先生聘为上海文管会的古物鉴别委员。

 

　　与其他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吴瀛对新中国充满期待。他曾怀着激情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黎明到了，光辉已经照耀到中国十分之八九的大地之上，重重的黑暗在遁逃，广大的民众在翻身，我的兴奋不必说，我尤其相信，这光明一定要照到这比较为微末的一角上，而这一角，分开来看，是上溯5000年中国文物的结晶，下垂到子孙无穷无尽的演进，决不许它始终掩蔽在魔掌与魅影之中的！”

 

　　这段文字，既表达了吴瀛拥抱光明的兴奋之情，同时也暗蕴了他对故宫往事恩怨和必将为冤情申雪的决心。

 

　　果真，黎明既至，吴瀛刚刚安顿下来，就着手撰写有关故宫的回忆录。他说：“我倒真应该去写我的字，画我的画了。但故宫这段冤案的小说，吴稚晖先生肯定不会再写了。只能由我来写，看来我非写不可了。因为这是我的性格使然，这是我一生不能忍命的块垒所在。我无论如何要出这口恶气，为寅村、为自己头上的白发，为昭示后人，为我们受尽了无数的磨难才得以终于建立了的‘故宫博物院’，为了这世上的公道。”

 

　　吴瀛个性极强，刚正不阿。性格决定命运，他因此屡屡受挫，受到过许多不公正的对待。有人劝他改改这种性格，他却说：“缺点可以改，而性格不能改，改了就不是我自己了。”他发誓，不达目的不罢休。

 

　　晚年的吴瀛

 

　　显然，吴瀛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易培基盗宝案”申冤昭雪。他作为紫禁城从皇宫到博物院这一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作为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执行者，作为故宫盗宝冤案的知情者与受害者，他要把这段历史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正如他在该书的引言所述：“我开始整理旧稿，重新书写，追溯到24年以前的一桩故事。这故事远大地说：向上追溯，关系5000年以上，下垂可以到世界不曾毁灭的时期。缩小到对我个人来说：从1924年一直到现在，24年之中，经过了多少兴奋与沮丧，斗争与忍让，从少壮时一直到白发苍苍。”

 

　　吴瀛从驱逐溥仪出神武门决议写起，写到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再写到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写得引人入胜，有些更是鲜为人知。而他以更多的笔墨记叙了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的风风雨雨，详述了“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南迁的动因、矛盾和困难，披露了他担任首任总押运官的前因后果，并把文物南迁与“易培基盗宝案”穿插在一起，写得十分详尽，有许多现场和细节的描写，给人以非常真实可信的感觉，字里行间明确表达出他的怨愤与不平。从这些记述中，让人不难体悟出他所要揭示的两个主要事实：

 

　　一是“易培基盗宝案”完全是由张继等人一手炮制的冤假错案。

 

　　《故宫盗宝案真相》

 

　　二是在这个冤案中，马衡没有为易培基和他伸张正义、还原真相，甚至有暗中推波助澜之嫌。

 

　　吴瀛在写作此书时，易案已在社会上有所澄清，而马衡在易案中的态度与表现鲜为人知，且都以为马衡是站在易培基一边的。显然，吴瀛此时的写作意图，更多的是落在后者。可见，吴瀛对马衡的看法之大、怨恨之深，以至于后来上书中央领导，要求追查马衡。

 

　　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吴瀛完成了此书的初稿。最后他写道：

 

　　“大雨倾盆，万人空巷，荡涤了过去的污秽，展开了以后的光明，我看到了如此的军容！如此的民情！我还有什么说的！

 

　　但是，我下意识地不由得感受到有一个我若干年依恋着的古城北平，若干年为它辛苦、为它折磨着的神武门内所谓‘故宫博物院’，它们虽也一样被解放了，这伟大的光明，也一样照着了它们，然而这神武门的魅影，并没有消除。因此，这一个将近20年标准冤案，并没有被光明照射！

 

　　这层阴翳终究要去掉的，但现在它还藏匿在污垢之下，有谁来指出呢？

 

　　我们要开一个东窗，接引阳光进入阴翳！这个工作谁做？我认为非我莫属！我的许多朋友，甚至兄弟、妻子，都还本着古来息事宁人的人生哲学要我算了吧！好在比其他许多受迫害以至于牺牲的先贤还好得多！然而，我如何可以这样做人？——人是应该有是非的；我不能放弃我应尽的责任。

 

　　联系古今、认识过去、发展将来，如此伟大的一个文物机构，我决心呈现出我积存十余年尚未失落的材料，整理过去的记载、存稿，向人民政府、文化界人士、全国知识分子的先生们，呼吁声诉，必须平反这一冤狱，揭发污秽黑暗，以及司法、文化机构的藏污纳垢及一切下流行为，来昭示国人，方才可以发扬故宫这一机构，为中国古今文物以及知识人士一洗无穷之耻辱！我在这里馨香祷祝地待旦！”

 

　　吴瀛在书的最后还以三首小诗作结，其末首为：

 

　　鼎沸云敦八表昏，

 

　　廿年冤抑待光明？

 

　　虹桥鬼哭空幽咽，

 

　　为挹江涛濯姓名。

 

　　从该书的内容和结束语可以十分明了地看出，用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回吴瀛的倔劲，他是铁了心要把这冤案昭然于世，平反申雪。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书稿完成后，竟一时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版。

 

　　一不做二不休，吴瀛并没有泄气，此路不通找另路，他放下书稿，直接上书中央高层。

 

　　吴瀛这样做，是有底气的。

 

　　吴瀛出身世代书香家庭，其父吴稚英任职清朝著名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幕府。吴瀛毕业于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英文专业。他不仅有精湛的国学基础，而且有深厚的西画及传统画功底，可谓学贯中西。

 

　　他早年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意识。早在1919年，时任北洋政府北京市政督办署坐办（相当于市府秘书长）的吴瀛，曾接待了他以前在湖北方言学堂英文系的同班同学易培基。当时，易培基以湖南长沙师范教员的身份为总代表，学生毛泽东为学界代表，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赴京。

 

　　吴瀛把他们安置在北长街的福佑寺内，并为他们解决了许多困难，给予了很多的关照与支持。他之所以这样做，似乎是因为与易培基的同学关系，而更深一层的关系是，湖南长沙师范另一位器重毛泽东的教师李青崖是吴瀛的姐夫，毛泽东进京驱张，李青崖、吴琴清夫妇则是幕后的策划人。可见，吴瀛与毛泽东的渊源很深。

 

　　不仅如此，吴瀛与董必武也早有交往。在他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便成为舅舅庄蕴宽的秘书，常跟着庄去战时的湖北前线找黎元洪、黄兴协调南北关系。还到上海去，在“惜阴堂”民国诸葛赵凤昌家中见张謇、孙中山、黄兴、

 

　　吴瀛晚年居住在上海

 

　　吴瀛晚年全家照

 

　　宋教仁、章太炎、唐绍仪、伍廷芳等民国元老，目睹并参与了民国建立的艰难过程。此后，吴瀛又曾给孙中山奉为“圣人”的张静江及民国外交总长王宠惠当过秘书，并曾得到民国大佬吴稚晖的格外关照。也正是这一时期，吴瀛与黎元洪政府秘书、后来的共产党人董必武成为好友。

 

　　缘于这样的背景与关系，吴瀛便分别直接给毛泽东和董必武写信。

 

　　就在吴瀛上书后不久，董必武在百忙中与吴瀛见了面。

 

　　在董必武下榻的饭店里，两人相见甚欢。

 

　　董必武紧紧握着吴瀛的手，上下打量着说：“变了，变了，要是在别处遇上，恐怕认不出来了。”

 

　　“是啊，是啊，几十年过去，我们都老啦！”吴瀛说，“不过，董总理的形象这几年我常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不管在哪里我都能认出你。看起来，你的精神不减当年啊！”

 

　　董必武说：“老朋友见面，一不改口，二不要客套。你称我老兄，我称你老弟。老弟请坐，先喝茶。”

 

　　“岂敢，岂敢！”吴瀛一改往日的傲气，谦逊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中华之传统，你现在身居国之高位，我怎能与你称兄道弟。”

 

　　董必武认真道：“那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我们是共产党，搞的是社会主义新国家、新制度。我们在党内以同志相称，这样难道不好吗？”

 

　　吴瀛点头称赞道：“好，当然好。那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老兄，建国元年，百废待兴，您百忙之中接见于我，深感荣幸，也颇为不安。”

 

　　董必武让吴瀛坐下，沏了茶，说：“不安的是我，对你有所怠慢，还望你多多包涵。”

 

　　“切勿这样说。”吴瀛解释道，“给你的信发出后，一直惴惴不安，你那么忙，国事当前，我怎能为我一己之小事打扰于你，实属不该啊！”

 

　　“这正是我要向你说明的，前阵子的确忙了些，故而把你的来信搁置下来，迟迟未复。不过，我还是放在心上的。”董必武说着放下茶杯继续道，“前不久，你给毛主席写的信，他很重视，专门批示我做些调查。我向毛主席汇报后，他又要我直接与你面晤。”

 

　　“实在不敢当啊！”吴瀛带着激动的神色道，“毛主席日理万机，还亲自过问我的信件，让我好生感动。”

 

　　董必武说：“毛主席很念旧情，他与易培基的师生情谊和革命友谊至今没有忘怀，常常提及。对于你早年为易培基和他赴京驱张的帮助，毛主席也是记得的，还要我代他向你感谢。”

 

　　“那都是老早老早的事啦！”吴瀛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一热，“再说，当年也只不过为毛先生他们提供些生活上的帮助而已，微不足道嘛。”

 

　　董必武夸赞道：“只要为中国革命做过贡献的人，我们都不会忘记。况且，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得到你的帮助，的确难能可贵啊！”

 

　　吴瀛说：“当年毛先生激情澎湃、才情横溢，让我敬佩不已，给予帮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说，易培基是我少年时的同学，他们来京，我怎能不施以援手？”

 

　　“所以，毛主席特别感激你。”董必武话锋一转道，“这次我与你见面，一是转达毛主席的谢意，二是转达毛主席对你来信的意见。”

 

　　吴瀛急切地问：“毛主席有意见了？”

 

　　“你别急嘛！”董必武笑道，“我得首先赞扬你的正义感，易培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易先生也早已作古，可你主持正义，一直为易先生叫屈，为冤案平反而奔走，真是古道热肠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吴瀛说到易案，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当初涉案和知案之人，死的死，跑的跑，即使还在的人，也都不愿谈及此案，揭露真相。我不站出来，冤案成铁案，我死不瞑目！”

 

　　董必武安慰道：“老弟，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有冤必申，有错必纠。照例，新官不理旧事，我们可以不管这个案子，但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易先生负责，这个案子应当还其真相的。”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吴瀛看到了希望，充满期待地说，“这个案子拖了近十年，在黑暗的年代，我奔走呼号，终无指望。如今云开雾散，光明照耀这个社会，也将照到这个案子上，我终于有了平冤申雪的希望。”

 

　　“不过，这个案子也是有些复杂。”董必武若有所思地说。

 

　　“并不复杂！”吴瀛急忙解释道，“这个案子一点也不复杂，明明是个冤案，都是张继他们一手炮制的，毫无半点依据，完全是捏造的！”

 

　　马衡为“易培基盗宝案”写的申辩手迹

 

　　董必武点头道：“我们也认为易案是个冤案，但这个案子是由旧政权制造和审理的。现在旧政权已被推翻，新政府对此立案审查似有不顺。再者，案件当事人都已故去，也无法提起诉讼。”

 

　　闻此言，吴瀛有点急了：“董兄，你不是说有冤必申、有错必纠吗？旧政权制造的冤案也只有新政府才能平反昭雪。而且，此案的当事人还有人在。”

 

　　“还有人在？”董必武故作不解道，“易先生和张继都不在了，你说还有谁啊？”

 

　　“我与马衡！”吴瀛的性子一下子上来了，高声道，“我也是此案的受害者。马衡则是此案的幕后策划者。我们可以对簿公堂！”

 

　　“老弟，你千万不要激动。”董必武把茶杯推到吴瀛面前，示意他喝口茶再说。

 

　　吴瀛没有喝，他继续激动地说道：“说穿了，此案一定要翻，而马衡必须为此案承担责任，不能逍遥法外，继续当他的院长！”

 

　　吴瀛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对马衡虽有提及，但还是有些含糊其词，并未这样过激，而今天他把矛头直指马衡，董必武始料未及。对于马衡，毛主席和董必武总体上都是肯定的。所以，董必武对吴瀛说道：“易案归易案，马衡归马衡，不要把他们牵扯到一起，把问题复杂化。”

 

　　吴瀛强调道：“据我当时的观察，在易培基的问题上，张继在前台，赤膊上阵，马衡则在幕后策划，不露声色。”

 

　　“这是要有证据的。”董必武追问道，“马衡当时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你要说得具体些，拿出真凭实据来。”

 

　　吴瀛无语，似乎在竭力回忆着。

 

　　董必武接着说：“从你的来信中，也没有看到马衡的实质性错误，我们从已有的档案中也没有发现有关证据。至于他当时态度暧昧，没有像你这样站出来公开为易先生说话，这是事实，但据此要马衡站到被告席上承接冤案主要制造者的罪责，恐怕是站不住脚的，马先生也许也是不会接受的。”

 

　　吴瀛不服道：“他当然不会承认，更何况现在他身居要位，还把持着故宫博物院。”

 

　　董必武接过话头开导说：“说到故宫博物院，你与马衡都是创建者，后来又一起参与了故宫文物的南迁，为保护中华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你们长期共事，虽有误会，但时过境迁，当求同存异，携手为新中国的文物事业再做贡献。”

 

　　吴瀛倔强地说：“我不可能再与这样的人合作了。”

 

　　易培基与吴瀛

 

　　董必武耐心地疏导说：“马衡是怎样的人，我们也是有所了解的。他是国内知名金石研究专家、文物鉴赏大家，在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和文物南迁过程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更主要的是，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命令他带故宫文物一起赴台，但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抗拒国民党政府的文物迁台之命，将故宫本院文物截留北京，一箱也没有运走。这是有功劳的。”

 

　　吴瀛不服道：“功是功，过是过，功不抵过。马衡在易案上的责任应当予以追究！”

 

　　董必武知道吴瀛的个性强，不会改口和退让，便软中带硬道：“至于是否追究马衡的责任，也不是你我说了算，还得以事实为准绳，现在没有发现确切的事实，是不宜追究的。当然，以后如果有了证据，该怎么追究就怎么追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现在不是时候。而对于易培基的冤案，现在可以有个明确的说法，也就是说要有个结论。”

 

　　听董必武态度明确，又讲得在理，吴瀛也就不再那么坚持，但也没有表现出退一步的迹象。

 

　　“我有一个建议，不知老弟以为然否。”董必武看吴瀛没有反应，便进一步说，“我认为，故宫盗宝案平冤不必走法律程序，而是让马衡写一篇有关故宫盗宝案真相的文章，说明是张继一伙的陷害，易先生与你都是无辜的。”

 

　　“我不相信他会把全部的真相说出来。”吴瀛不以为然道。

 

　　“那你也可写篇文章，”董必武诚恳地说，“你把案情的原委详细陈述出来，让社会公众都知道该案是有人迫害所致，这便可以为易先生和你清洗沉冤。”

 

　　吴瀛气又上来了：“这不等于放了马衡一马吗？他不仅什么责任也不负，而且还可就此过关。我不同意这样做！”

 

　　董必武看吴瀛转不过弯来，只好与他亮底：“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

 

　　吴瀛十分愕然：“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董必武点了点头，吴瀛心里十分失望和难过，但又不好再说什么。

 

　　董必武最后对吴瀛说：“你先把材料写出来，我再做做马衡的工作，让他说出真相，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你要相信，我会把此事处理好的。”

 

　　董必武说到这个份上，已经给了吴瀛极大的面子。吴瀛虽然性格刚烈，但面对董必武的真诚，只能接受劝告，并请董必武转达他对毛主席的谢意。

 

　　然而，从内心讲，吴瀛是不愿意这样的处理方法。所以，他回到家里，一面重新整理易案的材料，一面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先生：

 

　　去年十月，因为易寅村先生在故宫博物院的冤狱，请求申雪上书，附同证件由董老转达。当时以政府新建，您正忙于开国，董老允诺稍后代陈，后来谅必入所言了。董老于去年十二月，因公来申召谈，指示您同他关于此案意见：因为事隔十余年，双方以当事人，死的死，逃的逃，无法对证，法办为难。又以您同易先生有师生之谊，若一旦偏差或有不便，指示不若私人出面，以所陈经过、证件，令继任的院长现尚在位的马衡先生写一自白文字一同发表，政府默认登报并即一小册图书馆保存，则此案大白于世。即在表白是非，私人恩怨自可从宽云云。我感于您们的宽大为怀，而且原不重在私人，虽然感觉私了之为难，但不得不接受原则，求与当时同来的文物局郑振铎局长研究技术问题，也蒙允诺了。

 

　　经与郑局长数度会谈，并且陈阅了我另补写的一部二十余万言的长篇记载之后，我以最后请定的五项办法答复董老，这是今年一月的事，许久没有得到下文。

 

　　本来，在愚见看来，马先生是不肯坦白，也不敢坦白的，因为他实在是案中的一个煽动的主要分子，董老说的他‘案中无名’，正是他取巧的巧着，也就是他所谓‘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漩涡。解释是：卖友得官而不投入漩涡，现在要他正面说话，当然不易。但是也侧面说：郑振铎局长在农历元旦，仍宣布了董老的命令，要他写一篇坦白陈述，他带着怒气拒绝了，所以郑局长一再催索，无法复命，也无法答复我，一直到现在。

 

　　但是，马先生是有办法的，他在本年一月，用十四年前得到一位朱先生写的，用来作为他纪念张菊生先生七十寿的二篇纪念文，封面背上写了一段侧面文的附识（附照片为证）由现在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主管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先生转给了董老，于是董老也觉得不能相强。但是指示我说：这篇文字确也对申雪易案是有帮助的，只得连同以前证件一并，郑重地托统战部秘书长周而复代还了我，命我参改。

 

　　我感觉到我的力量，不足以解决此事的，我无法做片面的印发小册，报纸也不能在这般情况下为私人宣传，而此事的申雪，非政府莫办，此时是值得政府作主的！

 

　　尤其是，伪法院对封存认为易案内盗换的文物十余箱，政府不应该不查究清楚而含糊了事（前言答复董老书所提办法第三项），我只得根据我这些意见惶恐地再向董老同您力争，理由都在上。董老书中抄复，请您注意，双方当事人现在还有：一是我，一是马衡，如缺其一，便完了！

 

　　易先生死也有十年了，他是与共产党有深切关系的，现在：共产党成功之日、政府之下、在您领导之下，这样的冤狱而不得申雪，这是偏差的。谨冒死再向您们呼吁，请您垂听，再细细翻检一下我的证件。

 

　　专此奉达

 

　　吴瀛再拜”

 

　　吴瀛与其子吴祖光

 

　　信发出后，吴瀛又将自己详述故宫盗宝案原委的20余万文字交给时任文物局领导的郑振铎阅看，并就平冤的具体做法、形式等进行了沟通。

 

　　左等右盼，毛泽东一直没有给吴瀛回信。

 

　　又过了很长的时间，吴瀛收到了由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长周而复转交的董必武的一封信，同时还有故宫盗宝案的一些相关文本资料证据。董必武在信中再次强调说马衡参与反动政府捏造冤案查无实据。

 

　　吴瀛无奈，此后不久，只得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谈文物处理工作》的文章，文中用简洁的文字指出“易培基盗宝案”是有人凭空捏造、里应外合制造的，又由当时的反动政府与法院联合来做宣传，形成了黑白颠倒的社会影响，而实际上易培基是中国文物事业的有功之人。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辩诬的作用。但是吴瀛并不满足，一直期望有机会将“易案”真相完全公布于众，彻底为易培基先生与自己平冤雪耻。

 

　　可是，吴瀛始终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之后多年，我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谁也无暇顾及此事。

 

　　如果吴瀛没有碰上这个“盗宝案”，如果他不是这种性格，如果他早点把这件事放下，有所释怀，吴瀛就不会消耗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也不会那样郁郁寡欢，他就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事他的书画创作和学术研究。可是，世界上没有如果。命运使然，无法改变。

 

　　吴瀛一筹莫展，只能在等待中叹息，直至晚年，还是耿耿于怀，满脑子都是平冤昭雪之事。最后，他带着怨屈离开了人世，享年68岁。

 

　　至此，两位故宫博物院的主要创建者——马衡与吴瀛之间的恩怨再也无法澄清和消除。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