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影小说

 

　　1962年6月18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新馆在士林外双溪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一块写着“故宫博物院”的奠基石碑，在鞭炮与掌声中被埋入土中。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到1965年上半年，台北新馆基本建成。这座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背负青山，面向平川，气势恢宏。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覆盖着半黄色墙壁，洁白的石栏环绕在青石基台上。整座建筑的中央高耸阁楼一座，四周是落地长窗，绕以回廊，中部斗八藻井，外檐斗拱出挑，反宇翠飞，雕梁画栋，显得宏伟而典雅，庄重而清峻。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有情的。

 

　　故宫文物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几经磨难，频遭厄运，但总是有惊无险，最终走出阴霾。

 

　　大陆的故宫文物是这样，运台的故宫文物也是这样。

 

　　部分故宫文物在全国解放前夕，分三批运往台湾。第一批320箱，第二批1680箱，第三批972箱，共计2972箱。

 

　　这些故宫文物，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在南迁文物中占有重要分量。其中：书画5760件，占南迁书画的63%，且大多为精品，尤以宋元书画为最多；瓷器17934件，占南迁瓷器的63.4%，各种名窑出品皆备，尤以宋汝窑与清珐琅彩瓷器最精，存世宋汝窑瓷器不足百件，运台就有21件，清珐琅彩瓷器运往台湾的竟占十分之九；铜器2382件，占南迁铜器的85.4%；玉器3894件，占南迁玉器的46.5%；漆器318件，占南迁漆器的42.7%；珐琅817件、雕刻105件，占南迁的56%；文具1261件、杂项19958件。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珍贵图书和文献，其中，善本书14348册，善本佛经713册，殿本书36967册，满蒙藏书2610册，方志14256册，实录库藏书10216册，观海堂藏书15500册，《四库全书》36609册，《四库全书荟要》11169册，《图书集成》3部、15059册，藏经154册，各类文献204箱。

 

　　如此浩瀚珍贵的文物，谁也不会想到，来到了陌生的孤岛台湾。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北临东海，东临太平洋，南临南海，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总面积约3.6万平方千米，包括台湾岛及兰屿、绿岛、钓鱼岛等21个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64个岛屿，其中台湾岛面积35873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岛，也是东南海上屏障和重要门户。

 

　　故宫文物运台后的第一站是在台中县。该县位于台湾岛中西部，为横向

 

　　迁台文物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

 

　　迁台文物运抵台湾基隆港

 

　　临时存放迁台文物的糖厂

 

　　存放在糖厂的文物

 

　　台北雾峰北沟博物院临时办公处仓库

 

　　狭长形，地势由东面的高山向西渐趋平缓，跨越平原地带，直达海岸线。境内山水秀丽，景色如画。所属的杨梅镇，不仅自然风光好，而且在当时就通有铁路。

 

　　运台文物通过铁路运到这里后，暂时存放在铁路仓库。

 

　　故宫文物迁台初时，由“国立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合而为一成立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工作人员主要是故宫随行人员庄尚严、那志良、吴玉璋、周若思、梁廷炜等。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为这些运台文物找个存放的仓库。

 

　　几经周折，得知台中一糖厂有空着的仓库，庄尚严、那志良就去找糖厂负责人商量。该厂的一位洪姓副厂长接待了他们。这位副厂长是在1946年随严家淦来台接收日本遗留下来的产业，浙江口音，非常儒雅，当弄清庄尚严他们来意后，同意将文物先存放在糖厂的仓库里，但言明不能久存，待糖厂开始制糖时，文物就得搬走。即使如此，运台文物总算有了一个暂时的安身之处。

 

　　由于糖厂烟囱高大，又临近火车站，文物存放在这里极不安全。庄尚严、那志良颇为担心，就开始合计着兴建文物仓库的事，并让吴玉璋、梁廷炜、周若思一起分头去找建库的地点。找了好多地方，最后定了三处可供选择，都在台中县境内，一处是番子寮山麓，一处是雾峰乡吉峰村北沟山麓，还有一处是雾峰乡的旁山麓。

 

　　大家比较看中北沟这块地方，但也无法做主定下来，就向当时的理事会主任杭立武报告，他又会同理事会的委员蒋梦麟、傅斯年、马超俊、张道藩、罗家伦等人，亲自到三地考察，最后一致选中了北沟，认为这一地块地势好，前平后山，没有住户，便于消防和警卫，比较安全，最主要的是空地多，能够满足建库的需要。

 

　　就这样，他们拍板在北沟建文物仓库。

 

　　于是，随故宫文物来台的专家庄尚严、那志良就与这块地的主人商谈租用事宜。地主林攀龙还算爽快，答应这块地的租期为10年，每年的租金为新台币1200元，而地上的建筑物以4万元的价格全部售与联管处。

 

　　谈定后便正式签定了合约，并随即由台湾工矿公司设计建设，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建成了临时文物仓库，其中库房三栋、宿舍两栋、办公室一栋。

 

　　库房建成后，从1950年4月13日开始，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就把存放在糖厂仓库的文物运到了北沟。

 

　　背井离乡的故宫文物在漂洋过海一年之后，总算有了自己的新家，尽管这个家十分简陋。

 

　　文物入库后，起初并不为人知晓，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久而久之，消息就传出去了，这在台湾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些文物毕竟是难得一见的中华稀世珍宝啊！

 

　　于是纷纷有人要求参观，还有外国人远道而来。

 

　　每逢有人前来参观，工作人员只能因陋就简，在库房里用木板架起一个临时展台，从堆成七八层高的箱子中选出所要的箱子，十分费劲地抬下来，然后开箱拿出文物放在展台上让人观看，有重要客人来访，周若思就临时担任讲解员。每次看完之后再装箱放回原处。这样既麻烦，又不安全，可是他们一时也想不出其他办法。

 

　　杭立武主任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想方设法，商得美国亚洲协会同意，出钱在仓库旁边的空地上建造一间小的展览室，把一些文物陈列起来，方便来人参观。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人表示异议，甚至竭力反对，嚷嚷道：“我们堂堂的博物院，建一个小小的展览室，都要向外国人要钱，太失中国人的面子了！”有人这么一说，此事也就作罢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工作人员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早晚要弄个展览室。庄尚严找了个机会对杭立武说：“我们也不必打肿了脸充胖子，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呢？既然人家愿意出钱，盖个陈列室是件大好事。”

 

　　杭立武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召开理事会通过了一个议案，向亚洲协会请求补助60万元，把一个小型陈列室建了起来。

 

　　陈列室只有600平方尺，小得可怜，但工作人员还是做了精心的布展，分成四个展区，共陈列了200余件文物，计划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展品，每周展出六天。

 

　　大家既高兴又忐忑，高兴的是文物终于可以固定展出了，忐忑的是展厅太小，条件局限性太大，对展出效果心里没底。

 

　　理事会对于展览也是极为谨慎，犹如丑媳妇怕见公婆一般，尽可能低调办理，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只是在报纸不显眼的位置登了一则小小的广告。

 

　　1957年3月25日展览开幕。

 

　　那天，细雨蒙蒙，气温陡降，给人以一种冷落萧瑟之感。

 

　　没有举行开幕仪式，也没有什么领导前来参观。由于没有怎么宣传，前来参观的人也寥寥无几。

 

　　之后，一传十，十传百，前来参观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有时展厅内拥挤不堪，展厅外排起了长龙。但这样热闹的场面没过多时，很快又冷落下来，个中原因，无非是陈列的展品实在太少，再加上展览条件太差，展出效果不佳。

 

　　这个陈列室就这样时冷时热、半开半闭了五六年，庄尚严、那志良等故宫人觉得实在不能这样维持下去了，就想尽办法向当局反映情况，希望能够建一个真正的博物院。

 

　　这期间，蒋介石经常与夫人宋美龄来北沟视察。说是视察，实际上是蒋介石陪同夫人宋美龄到这里的故宫文物仓库欣赏古代书画作品。

 

　　宋美龄多才多艺，兴趣广泛，涉足音乐、外语、宗教、体育、美术多个领域，而绘画是她的最爱。在美国求学时，她每年暑假都要外出写生。1917年回国后开始对中国画产生浓厚兴趣，坚持拜师习画。来到台湾后，起初愁绪盈腹，心情颇为复杂，时有波动，后在蒋介石的劝导下，她重拾画笔，亦拜国画大师黄君璧、郑曼青为师，前者教山水，后者教花鸟。在两位大师的悉心指导下，宋美龄的画艺大进，郁积在心胸的愁绪日益消逝。

 

　　为了广泛吸收艺术营养，提高画艺，她常来北沟文物仓库，学习观摩古代书画精品。而每次来，宋美龄总是点名让庄尚严作陪。因为庄尚严不仅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和深厚的文物鉴赏水平，而且精通书画，具有很高的书画创作水平。

 

　　一年冬天，庄尚严在北沟仓库简易的办公室里接待宋美龄，虽然陋室不挡寒风，室内冷得使人瑟瑟发抖，但宋美龄把蒋介石支到其他屋里去休息，自己专心致志地研习古画。

 

　　庄尚严知道宋美龄极喜宋人山水和花鸟画，便让仓库保管员先挑了幅宋人山水给宋美龄。展开画卷，宋美龄眼前一亮，喜出望外道：“这不是《溪山清远图》吗？”

 

　　庄尚严在北沟库房查看文物

 

　　庄尚严十分惊讶，没想到宋美龄一眼就能认得此画，赞曰：“夫人真是好眼力，此画深藏不露，很少有人认得出来。”

 

　　宋美龄仔细观摩，边看边说道：“我曾在哪本画册上看到过，印象特别深，没想到今天能看到真迹，好运道，好运道！”

 

　　“这是夏圭的代表作。”庄尚严在旁解释道。

 

　　“夏圭？”宋美龄回过头来对庄尚严说，“我孤陋寡闻，只知其画，不知其人。”

 

　　“夫人过谦了。”庄尚严说，“夏圭虽然是宋代当时的著名国画大家，但现在知道他的人确实不多。他是钱塘人，任宋宁宗朝画院的待诏，在当时与另一位著名画家马远并称为马夏。”

 

　　“还是庄先生知道的多。”宋美龄说着又回过去细细品赏画作。看了很长一段时间，宋美龄自言自语道，“这幅画景近意远，笔简神通，是难得的精品。”

 

　　“夫人评价精当。”庄尚严进一步评价道，“夏圭作画的风格，或者说是妙处，是在不经意间见功力，往往出于法度之外，而无不得于法度之中，轻松自如，言简意赅。这幅画是为世公认的夏圭传世作品中的精品，许多学画者都会临摹这幅作品。”

 

　　宋美龄和蒋介石

 

　　宋美龄笑曰：“看来庄先生是要我也临摹一下这幅作品？”还没等庄尚严回答，宋美龄接着说，“以后吧，我最近在专攻花鸟哩！”

 

　　“宋人的花鸟画，我们这里倒也不少。”庄尚严推荐道，“夫人，要不要给您拿两本宋代花鸟画的册页来看看？”

 

　　“那当然好啰！”宋美龄兴趣盎然。

 

　　庄尚严立即吩咐保管员去库房取来两本册页。等保管员打开册页，庄尚严介绍道：“这本是《宋画翎毛花鸟走兽选集》，选集了宋人翎毛画等精微小品，一共是20幅，其中包括李安忠的《竹鸠图》。”

 

　　宋美龄连声说：“太难得了，能看到《竹鸠图》，真三生有幸。”

 

　　宋美龄一页一页地翻阅画册，当翻到李安忠的《竹鸠图》时，久久端详，爱不释手。此时，保管员又拿来一本《宋画花卉草虫集》，宋美龄笑曰：“今天把我喂得太饱啦，我哪里来得及消化啊？”

 

　　“那请夫人下次来时再看吧。”庄尚严边说边准备收起画册。

 

　　宋美龄连忙把画册挪过来说：“把我的胃口吊起来啦，越看越想看，既然

 

　　拿出来了，再晚也得看啊，机会多难得呀！”

 

　　庄尚严说：“那请夫人稍事休息，接着再看如何？”

 

　　宋美龄放下画册说：“也好，喝杯茶暖和暖和身子。”

 

　　保管员送上茶水。宋美龄刚端起杯子又放下，对身旁的庄尚严说：“趁着休息，请你帮我看看我最近新画的两幅画，给我指点指点，你是专家哦！”

 

　　“不敢，不敢。”庄尚严客气道，“让我饱饱眼福。”说着，他从宋美龄手中小心翼翼地接过两幅画，在一旁欣赏起来。

 

　　宋美龄没喝几口茶就走了过来，请庄尚严评点自己的画。

 

　　庄尚严把两张画看了又看，由衷感叹道：“比起上次给我看的几幅画，今天这两幅大有精进，布局、用色、意境俱佳。”说着，庄尚严指着那张山水画说，“这张山水与夏圭的《溪山清远图》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格局没有那么恢宏，但构图极富层次，疏密有致，尤其是笔墨简约清新，且有灵动之感。”

 

　　“先生过奖了。”宋美龄颇为满足道，“不过，近来手感的确不错，画起来放松多了。”

 

　　宋美龄学画

 

　　宋美龄的绘画作品

 

　　“是啊！无论书法还是画画，放松状态最好，不过要放松下来也颇为不易，胸有成竹才能落笔自如，这非下功夫不可。”庄尚严又拿过另一幅花鸟画点评道，“比如这幅花鸟，画得松弛自然，喜鹊工细而活脱，兰梅清淡而润泽，既有喜气又有诗意。”

 

　　庄尚严一番评点，让宋美龄听得心花怒放，频频点头：“先生这番点评，我听了很开心。我知道先生讲的这些，不只是鼓励，更是要我在这些方面再下功夫哦。”

 

　　庄尚严说：“我讲的是大实话，绝非溢美之词。不过，我建议夫人再多临些宋画，那可再上个层次。”

 

　　“这话我要听！”宋美龄认真道，“不仅给我鼓励，也给我指点，今天收获不少啊！”

 

　　庄尚严让宋美龄继续看《宋画花卉草虫集》。宋美龄看了看表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总统在那边恐怕坐不住了。这样吧，能否把这本册页让我带回去好好看看，亦可临摹几遍。”

 

　　这里的故宫文物是从不外借的，庄尚严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脸露出难色。宋美龄很快察觉到自己失言了，立即改口道：“我知道你们这里的制度很严格，我这要求是信口开河，极不合适，你们千万别在意，别为难，我下次再来看就是了。”

 

　　此时，庄尚严既感到过意不去，又感到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原来，庄尚严与那志良几次商议，要找机会通过宋美龄向蒋介石提个建议，就是在台北建一个博物院，让故宫文物有个安身之处，便于保存、展示之处。

 

　　庄尚严迟疑了一会儿，说：“夫人，实在抱歉了，让您跑到这里来，多不方便，再说这里条件也太差了。”

 

　　“没关系，没关系。”宋美龄微笑道，“唐僧历经千难万险才取得真经。我到这里算得了什么呢？心诚得真经嘛！”

 

　　宋美龄说着便准备起身离去，庄尚严连忙说：“夫人能否稍留几分钟，我有个想法要汇报一下。”

 

　　“当然可以。”宋美龄热情地说，“我几次来，都得到先生指点。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庄尚严诚恳地请求道：“我有个建议一直想说，但几次话到嘴边又收了回来，今天壮壮胆子与夫人说出来了，如果说错了，就当我没说好了。”

 

　　宋美龄鼓励道：“没关系，不必绕弯子，直话直说吧！”

 

　　看宋美龄如此平和，庄尚严也就无所顾虑，他说：“故宫文物放在这里多年了，一来不利保存，长此以往文物容易受损；二来不便展示，常有人来参观，外国人来的也不少，可这里无法办展览，搞研究更是无从做起。所以，我们建议建一个正式的博物馆，让故宫文物得到很好的保存与展示。”

 

　　“非常赞同！”庄尚严话音刚落，宋美龄欣然说道，“我们想到一块去了，说实话，我早就有此想法。刚来台湾时，困难重重，根本没有这个可能。现在虽然还有困难，但毕竟不一样了，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那太好了！”庄尚严兴奋不已。

 

　　“不过……”宋美龄皱起眉头说，“这里环境虽好，但……”

 

　　庄尚严很快接过话来说：“这里肯定不行，无论是从保存还是展示来说，我建议博物馆应建到台北去。”

 

　　“对，对对！”宋美龄爽快地说，“我来与总统建议，这些故宫文物都是国之宝贝，当尽快建一个正式的博物院。”

 

　　庄尚严起身鞠躬道：“多谢夫人，国宝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宋美龄起身道：“现在言谢还为时过早，再说，这是你我的建议，共同的责任嘛。”

 

　　说到这里，侍卫过来请宋美龄动身回台北去。临行前，宋美龄还特地对庄尚严说：“这样，此事得双管齐下，你们通过联管处，正式向行政院打个报告，我这边与总统说说，争取早日促成此事。只要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放心吧！”

 

　　那天，是庄尚严到台湾后最开心的一天。晚上，他把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周若思请到家里，告之下午与宋美龄谈的结果，大家额手相庆，把酒言欢。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欢聚之时，几名宪警破门而入，出示逮捕令，不由分说，把周若思抓走了。

 

　　大家惊恐万状，不知何故。

 

　　第二天，庄尚严从杭立武那里打听到了原委。

 

　　事情还得从他们离开南京那天说起。周若思上船做庄尚严他们的工作时，被一位前来负责押送文物的青年军官看在眼里，他不动声色，随即命令轮船迅速离岸。也许是他看上周若思年轻漂亮，一路上想方设法接近周若思，显得十分殷勤，处处予以关照。周若思见他并无恶意，也就没有防备，有时也会与他闲聊几句。轮船抵岛后，两人礼节性地作了告别。谁知，时隔数年之后，一天，周若思在接待来访观展的客人时，来人中有一位有些面熟，但没任何印象，而此人向她点头微笑，不一会儿又主动上前自我介绍，说自己就是轮船上的那位年轻军官。这时周若思才记了起来，便热情地向他介绍文物。临别时，相互留了联系方式。几天后，周若思便接到那位军官的来信，直截了当地向她求婚。周若思立即回信，告诉他自己已经结婚，丈夫还在大陆，待以后有机会就回大陆与丈夫团聚。可这位军官还是不断来信，劝说周若思断了回大陆的念头，与他结婚。无奈，周若思只得断绝了与他的书信往来。而那位军官并不死心，竟赶到北沟来，要与周若思面谈。周若思一口回绝，叫他以后不要再来纠缠。军官求婚无望，恼羞成怒，回到台北后，便向上级告发，说周若思是马衡派来的人，有共党嫌疑。

 

　　这一时期，台湾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到达台湾，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就发布戒严令。在戒严时期，当时的“立法院”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在台湾从事“颠覆”活动，并吓阻台湾人民反抗政府，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和《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扩充了解释犯罪的构成要件，纵容情治机关网罗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动，无数的“匪谍”、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无辜遭到杀害和判刑。

 

　　周若思就是其中的受害者。她被抓后送到了台湾绿岛监狱。

 

　　绿岛监狱设在台湾省台东县绿岛乡，为台湾第四大附属岛。该岛旧称“鸡心屿”“青仔屿”“火烧岛”，是个山丘纵横的火山岛，最高点为火烧山，高280公尺，东南临海处多为断崖，西南角是长达10多公里的平原沙滩，西北近海岸区地势低缓，系全岛主要聚落所在。火烧岛名称由来众说纷纭，以清嘉庆年间大火焚岛之说最为大众所相信。而实际上，绿岛是由火山集块岩所构成的岛屿，因长年受风化及海水侵蚀，形成曲折多变的海岸景观。

 

　　巍峨的奇岩巨石、陡峭的台地海岸、洁净的白色沙滩、翠绿草原、独特的海底温泉、嶙峋的珊瑚礁群、绮丽的海底世界以及茂盛的植物等条件，使得绿岛这个遗世独立的小岛，摇身一变成为东部的海上乐园。

 

　　对于许多人来讲，绿岛之名最早也许是从那首旋律十分优美的《绿岛小夜曲》中知道的：“这绿岛像一条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心上的人儿在我的心坎里飘呀飘……”优美的旋律和歌词，也像美丽的绿岛一样，叫人陶醉。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歌中的绿岛并非指台东县的绿岛，而是指整个台湾岛。而台东县的绿岛，虽然环境优美，但在当时却是一座邪恶的黑暗之岛。国民党先后在这里关押了8000余名政治犯，其中包括文化名人和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军战俘以及思想进步青年。在绿岛监狱，国民党军宪人员采取了冷暖无常的两面派手法，对囚徒拉拉打打，制造了一座诡秘、阴暗的“人间地狱”。

 

　　周若思被押送到绿岛监狱，和一批女政治犯集中关押在一起。整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无休止的盘查拷问之外，最让她揪心和痛苦的，是满腔的愤懑委屈和从未断绝过的对大陆和爱人的思念。尤其是在这孤悬海外的小岛上，独自面对着苍茫无涯的大海时，心中的孤独和思念会像这海水一样汹涌着扑过来，压抑得自己喘不过气。

 

　　一日傍晚，在带病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劳动之后，周若思疲惫地躺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全身发烫，没有一点儿力气。她真的绝望了。想到自己要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悄然死去，心中的爱人此生再也无缘相见了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便挣扎着坐起来，想给高茂宽再写最后一封信，就当是自己的遗书吧：

 

　　“亲爱的茂宽：

 

　　今天，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我知道，这封信永远也寄不出去，你今后也不太可能看到了。我自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这魔窟般的绿岛监狱，到今天已经四年零六个月了。你不能想象这四年多来我是怎样度过的，每一个昼夜晨昏，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大陆、思念着你，这些刻骨铭心的思念，是我漫长的牢狱生活中唯一的温暖和慰藉。但是，现在，我将要和这一切告别了。这段时间以来，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大概就要不久于人世了。我还有些心里话想和你说，虽然你看不到这些文字，但我相信，冥冥之中，我们的心意是相通的，你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倾诉，我的心声。

 

　　我生是中国人，死也是中国人。他们给我的罪名是共党嫌犯，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共产党，他们不信。不信就不信。我与你一样，虽然没有入党，但从大学时就心系先进，向往光明，我们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生是故宫人，死也是故宫人。故宫是我们相识相爱的地方，也是我们成长成熟的地方。我们大学毕业就到故宫实习，不久便参加故宫文物南迁，并正式成为故宫的一员。十二年前，阴差阳错来到台湾，我不怨你，也不后悔。来台后，我一直尽自己最大的职责保护着故宫的文物。今生造定故宫缘，我将终身服务于故宫，守护中华国宝。

 

　　我生是你的人，死也是你的人。认识你，爱上你，与你结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你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生自古伤离别，战争让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彼此在心里相互遥望，你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心底里，相信你也一直在思念和牵挂着我，是不是？此时此刻，我多么想能够再见你一面，再拥抱你一回，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

 

　　茂宽，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不知道能否活着出去。如果说我们生来就要承受苦难，那么就让我独自把这些苦难带走吧，我希望你是平安的，是幸福的，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一定会在这里守望着，守望着大陆，守望着故宫，守望着你……

 

　　永远爱你的若思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于台湾”

 

　　绿岛监狱

 

　　绿岛监狱关押的女政治犯

 

　　老天不会因为历史造就的苦难就对个人施予更多的怜悯。对于历经坎坷的故宫文物和故宫人来说，在漫长的煎熬和等待中，任何小小的风雨和疏忽都可能带来让人心痛的、难以挽回的灾难。1963年3月，台湾春雨霏霏，连日不开，雾峰乡的北沟更是烟雨氤氲，终日被迷离的雨雾笼罩着。一日，正值梁廷炜当班，他和往常一样对文物库房进行例行检查。突然间，他发现标号633的文物箱上有一摊水迹，大吃一惊，立即叫来工作人员卸下箱子开箱查看，发现贮藏在里面的9册《四库全书荟要》被雨水浸湿粘连在一起，已经无法揭开。梁廷炜很快又打开其他箱子仔细检查，结果更让人痛心，另外两个箱子里的《四库全书荟要》也发生了被雨水浸湿甚至霉污的现象。《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官修丛书，共7套，保存在北沟的文渊阁版《四库全书》是成书最早的一部，诞生于180年前。这套《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本，是现世仅存的一套孤本，孤本的破坏，损失重大不言而喻。

 

　　出了这样的事故，北沟的故宫人除了担忧和害怕之外，内心更充满了深深的歉疚和自责。自把这些文物从北京故宫带出来，一路迁徙，先南迁，后西迁，直至迁台，躲过了纷飞的战火，克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在近两万公里的漫漫行程中，都没有丢失和损坏一件，没想到好不容易找到了安身之所，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怎能不让人遗憾、难过和痛心呢？

 

　　追责和惩罚是必然的。两个多月后，台湾“教育部”收到了“检察院长”于右任写给他们的信函，专门过问故宫文物受损事情，信中说：“其损失情形如何，主管人员有无失职咎责？应予调查，以明真相。”是时，孔子的77代嫡孙、曾被民国政府册封为“衍圣公”的孔德成正担任联管处主任，因此无奈引咎辞职。梁廷炜因在故宫任职年久，向来服务勤慎，而且此事又系梁廷炜自行发现，给予从轻议处，记过一次。

 

　　接连而来的变故让故宫人难过和心悸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风雨之后，他们和流落台湾的文物一起，渐渐盼来了新的希望和光明。

 

　　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的政治、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国民党迁台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党务改造运动，建立起了蒋氏父子对国民党的控制权，经济上进行了财务整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国民党力图在戒严体制下巩固与强化专制统治。

 

　　1960年，蒋介石通过“国民大会”修订了“动员战乱时期临时条款”，获得连任而成为“终身总统”。同时，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开始向蒋经国过渡。在白色恐怖统治下，蒋氏父子对党政军各界继续实行严格的控制，对于各种反对势力则采取严厉打击的高压政策。

 

　　由于得到美日等外国资本的支持，当局采取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上美国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和运用从大陆运去的黄金、美钞等资源以及从大陆赴台的人才，台湾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逐渐起飞，工业占经济中的比重逐渐超过农业，长期保持年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在亚洲经济增长率仅次于日本。

 

　　得益于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形势，庄尚严、那志良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联管处和当局同意，并决定在台北建馆，地点选定了士林外双溪。

 

　　外双溪位于台湾省北部，属于淡水河系，为基隆河的支流。其上游为内双溪，发源于阳明山脉擎天岗附近，先向南流后转向西，与右侧流入的碧溪汇合后，始为外双溪。

 

　　蒋介石与蒋经国

 

　　台北故宫博物院

 

　　至于为何选址在士林外双溪，有一种说法是，台湾处于太平洋地震带上，而台北士林区外双溪一带地震机会相对较少，出于安全考量选择于此。当然，这里的自然环境优越，依山傍水，腹地开阔，交通也较为便利。

 

　　地址选定后就开始设计。黄宝瑜被确定为总设计师。他是江苏江阴人，生于1918年，字完白，号宿园。1937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拮据，未考大学便进入电信局工作，不久，日寇侵华，南京沦陷，黄宝瑜随电信局赴重庆。几年中，他积攒了一些钱，并得到亲戚的资助，报考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194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他赴美房屋总署实习，在宾州大学悉心研究国民建筑和城市设计。返台后，任中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系主任等职。

 

　　黄宝瑜接受设计任务后，潜心研究，从中华传统文化、双溪自然环境、故宫文物地位、博物馆展藏功能等四大要素综合考虑，最后确定采用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进行设计，既体现中华文化的历史厚重感，又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相匹配。

 

　　由于设计理念对头，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工作，黄宝瑜终于拿出了设计方案。设计方案得到了各方认可和积极评价。

 

　　1962年6月18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新馆在士林外双溪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一块写着“故宫博物院”的奠基石碑，在鞭炮与掌声中被埋入土中。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到1965年上半年，台北新馆基本建成。

 

　　这座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背负青山，面向平川，气势恢宏。

 

　　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覆盖着半黄色墙壁，洁白的石栏环绕在青石基台上。整座建筑的中央高耸阁楼一座，四周是落地长窗，绕以回廊，中部斗八藻井，外檐斗拱出挑，反宇翠飞，雕梁画栋，显得宏伟而典雅，庄重而清峻。

 

　　该馆主体建筑为4层，面积7204平方米。第一层中间是讲演厅，厅两旁是储藏室，前后分别是接待室、图书室、裱画室等。第三层为中央大厅，两旁是画廊，四周是四个陈列室。

 

　　新馆建筑还巧妙地利用山体优势，设有高180.5米、宽2.6米呈马蹄形的山洞，并用廊桥与正馆三层相连。正馆前的庭院非常宽阔，为中国典型的传统园林。

 

　　台北故宫博物院

 

　　开馆前夕，蒋介石前来视察。

 

　　看着这古典而宏伟的建筑，他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饶有兴趣地边走边看，边看边问，最后他来到正馆前，随口问道：“新馆何时开放啊？”

 

　　接待他的人连忙告诉他，将在11月12日国父诞辰纪念日那天举行开馆典礼。

 

　　“很好嘛。”蒋介石露出沉思状，自言自语道，“这个博物馆若叫中山博物院岂不更有意义？”

 

　　周边的人立即附和：“好好好，这个名字好，我们按您说的办，立即改过来。”

 

　　“改？”蒋介石疑惑地问。

 

　　有人解释说，这里奠基时用的是“故宫博物院”名字。

 

　　蒋介石似乎有些惊讶，连忙摇头说：“罢了，罢了，不改，不改。”说着便上车扬长而去。

 

　　在场的人都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不改”为何意：是不改“故宫博物院”呢，还是不改“中山博物院”呢？

 

　　在那个时代，蒋介石的随便一句话，就被当作谕旨一般，于是，那些现场经管的人就把新馆上的牌匾做成了“中山博物院”。

 

　　这在当时引起了一番争执，有人主张叫“故宫博物院”，有人则赞成叫“中山博物院”，但谁也做不了主，以至于市政府的公车，终点站写的是“中山博物院”，中兴大业公司的汽车，终点都写“故宫博物院”。

 

　　庄尚严、那志良他们内心都不赞成新馆为“中山博物院”，暗地里发牢骚说：“这建筑原为故宫博物院所建，只因随便的一句话，就变成‘中山博物院’了，我们由房东变房客了。”

 

　　胳膊拗不过大腿，最终新馆还是定名为“中山博物院”。

 

　　1965年11月12日下午4时，举行新馆开馆典礼。应邀前来观礼的有党、政、军各机关、文教学术团体、新闻界以及各国驻台使节。

 

　　“行政院长”严家淦主持典礼剪彩，他开宗明义道：“此一博物院定名为中山，并在国父诞辰之日落成，尤具意义。国父以继承尧、舜、禹、启、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的道统为己任，博物院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现在博物院以中山为名，来纪念国父，就是要把国父的思想发扬光大，达到天下为公的地步。天下为公四字，实可作为博物院之指南针。”

 

　　他在致辞中还特别强调：“将来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分别运回北平与南京之后，那时再正式成立一个中山博物院。……”

 

　　严家淦的话似乎模棱两可、词不达意，而故宫博物院主任委员王云五在致辞时明确说：“现在新馆落成，总统指示，严院长赞同，即以落成之新馆，作为国父永久之纪念。”

 

　　美国新闻处处长JohnHenderson也到场代表美国政府致贺词，他说：“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之日，以中山博物院之定名，纪念孙中山先生，确是非常恰当之举。这个设备齐全的博物院，收藏与展览中国的国宝，让后代的人，也能跟我们一样，欣赏这些国宝。但愿在展览方式上，能做妥当设计，不但使学者能欣赏，一般主妇也能欣赏，以符合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思想。”

 

　　新馆开馆典礼结束后，在正馆二楼大厅举行了国父孙中山铜像揭幕仪式。

 

　　孙科在致辞中说：“在南京中山陵的国父大理石像，是我在民国十七年聘请法国著名雕塑家郎展斯基塑造的。现在这座铜像，是国父白大理石像的模型翻造。这座大小一样，只是南京那座白大理石像的像座要高一点。这座国父铜像，在将来国父纪念馆完成，可能搬到国父纪念馆去。”

 

　　也许是因为特定日子的缘故吧，新馆落成典礼成了纪念会，而对“故宫博物院”及其文物似乎谈得很少。尽管这样，前来参会的人迫切期待着见到久违的国宝级文物。

 

　　揭幕仪式一结束，贵宾们旋即到陈列室参观。

 

　　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孙中山铜像

 

　　迁台文物路线

 

　　这次开放陈列室16间、画廊8个，分别展出精选的书法、名画、铜器、织绣、瓷器、玉器、珍玩、图书、文献等文物1573件。

 

　　这座现代博物馆的落成开放，让运台的故宫文物终于绽放出她原有的光彩。这里一时成为台北乃至全台湾的文化中心和文化热点，观者如织，好评如潮，人们穿梭于各个陈列馆与画廊之间，尽情地观摩、欣赏、研究，每天平均人数在三四千人左右，有时高达五六千，还有许多外国人专程赶来观看。

 

　　开馆初期，这里除了常规展览外，还策划主办了一系列特别展览，如：“明清扇面展览”“唐寅画展览”“珐琅彩瓷展览”“汉唐故事画展览”“历代画马展”“古铜镜展”“宋代方册展”等。

 

　　每次展览，不是一般的陈列，每个陈列柜有分类说明，每件展品有卡片，上面详列年代、画名、作者、小传等。展览期间，还利用广播系统向观众进行介绍，用汉语及英语两种语言播出，极大地提高了展览效果。

 

　　很快，新馆就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观众需求。一年之后，又开始扩建，包括正馆大楼左右侧延伸出来的建筑及东西两个阁楼，正馆左侧的行政大楼、园林式的“至善园”等。这不仅增加了许多陈列室，而且也使整个建筑更加耐看，更加宏伟。

 

　　中山博物院建成后不久，“行政院”通过《“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临时组织规程》，台北故宫博物院恢复建制，并隶属于“行政院”，把以前的理事会改成管理委员会，下设古物组、书画组、总务处、出版室、安全室等组织机构。后又成立专门办理展览的展览委员会。

 

　　从此，海峡两岸出现了两个故宫博物院，开始了各自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