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影小说

 

　　无独有偶。201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先后任命了两位新的掌门人，成为两岸故宫“未来之路”的引领者。

 

　　单霁翔，1954年出生于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专业博士，2002年起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2年1月初，单霁翔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冯明珠，1950年出生于香港，祖籍湖北黄陂。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主修中国近代史，师从台湾近代史名家李守孔先生。2012年9月，被任命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雍正大展”成功举办之后，两岸故宫文化交流合作再次升温。

 

　　次年，正值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紫禁城肇建590周年，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在这个大事之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先提出重走南迁路的想法，以此纪念故宫先人，继承南迁精神。

 

　　“我们一起走吧！”北京故宫博物院把这个提议通报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迅速得到热烈回响。

 

　　两岸故宫有关人士一致认为，当年参与故宫文物南迁、捍卫国宝的人多已作古，他们走过的“路”和停留过的“地”，正因开发而处于快速变化之中，若再不记录，必将荡然无存。更重要的是这些不畏艰难誓死保卫国家文物与文化遗产的精神，是值得传承与弘扬的。因此，重走南迁路，记录先辈们留下的足迹，迫在眉睫。

 

　　有了这样的共识，双方沟通十分顺畅，很快形成了活动方案。

 

　　初夏的南京，气温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2010年6月4日，“重走南迁路”的各路人马会集南京，他们的热情明显高于初夏的温度。

 

　　考察活动主要由两岸故宫及南京博物院的人员组成。

 

　　北京故宫博物院由副院长李文儒任领队，率科研处、展览部、文物管理处、图书馆、出版社与资料资讯中心等19人组成，郑欣淼院长与李季常务副院长分别参加南京至贵阳、西安至成都段的考察活动，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也参与其中。

 

　　台北故宫博物院报名参加者有：教育展资处处长朱惠良、登录保存处处长嵇若昕、助理研究员郑邦彦、书画处科长刘芳如、器物处助理研究员张志光等。当年组织文物南迁的故宫后人，包括庄尚严的儿子庄灵、欧阳道达的

 

　　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

 

　　儿子欧阳定武、梁廷炜的孙子梁金生等都志愿参加了这次活动。

 

　　考察团人员到达南京的当天，就来到了南京浦口火车站旧址。第一批南迁文物到南京后就停靠在浦口车站。那时，浦口车站的轮渡还没有修好。1938年文物西迁的时候轮渡修好了。火车能直接开上轮船，开到对岸的下关码头。有人站在火车站旧址上感叹地说：“现在与轮船对接的铁道还在，它既是南迁文物重要的运输途径，又是一个近代工业遗址。”

 

　　第二天一早，全体人员就踏上了“重走南迁路”的征程。

 

　　重庆是“重走文物南迁路”行程的重要一站。一天早晨，天气酷热难耐。白发苍苍的当地博物馆管理人员胡长建，在一条泥泞的小道上步履蹒跚地带路，身后跟着一队来自大陆和台湾的考察团人员，他们朝着重庆郊区的一片竹林走去。摄像师和纪录片制作人也跟着进行实时记录。

 

　　胡长建说，当年故宫的大量珍宝，曾经储藏在那片竹林所在的位置。当年这里搭建了几个大木棚，用来安放珍宝。他还告诉大家，当年故宫人在我们身后的山上挖了些洞，然后储藏了这些珍宝。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直奔山上，寻找这些藏宝洞穴。

 

　　很快，大家便在山上发现了3个洞穴。而胡长建说，在这个地点应该有4个储藏室。几分钟后，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沿着一条铁轨爬上一座山，发现了第4个储藏洞穴。

 

　　考察团走访了当年的一个银行金库，现已锈迹斑斑，当时有些文物就藏在这里，现在已改为缝纫机储藏室。他们还走访了古老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这里战时曾举办过文物展览。

 

　　现年72岁的庄灵说，父亲当时曾负责这些展品的转运工作，也是负责保护这些珍宝的人员之一。庄灵回忆说，当他还是孩童的时候，他和父亲及其他故宫工作人员生活在重庆市外，当天气好时，他们会把绘画、书法艺术品以及书籍拿出去晾晒，因为里面太潮湿。

 

　　6月15日，考察团来到四川乐山市安谷镇存放点遗址，寻访当年故宫文物南迁乐山的遗存物和当事人，回忆乐山市民众守护故宫国宝近8年的珍贵历史。

 

　　庄尚严之子庄灵等重访儿时生活过的华严洞

 

　　走进故宫国宝南迁史料陈列馆，两岸故宫人都为“功侔鲁壁”牌匾残片所吸引，听闻当地人王德才花了20多年时间来收集牌匾的残片，考察团一行高度赞赏这一举动。

 

　　史料馆内，当年守宝人所用的实物、文物南迁过程中的资料图片、运送文物的工具以及当年的拨款票据等等，一一向前来考察的人员诉说着故宫文物南迁乐山的那段岁月。

 

　　考察团人员一边听着解说，一边不停地拍照留念，将这些历史的细节永久定格。

 

　　“历时十余年，辗转上万里，百万余件文物无一损毁遗失，故宫文物大迁徙，创造了世界上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而乐山和峨眉是南迁路上走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线路。”在辗转贵阳、西安、成都等地后，作为护宝人的后代，庄灵感触颇深。他和哥哥都出生在文物南迁路上，而他就出生在贵州。这次在贵州他们曾住过的山洞里，他还找到了父亲庄尚严留下的题诗。欧阳定武、梁金生等人也详细查看了史料馆里记载有关文物南迁的史料，不时向旁人说

 

　　参观考察南迁路线

 

　　起父辈、祖辈当年讲述的故事。

 

　　听着文物“安家”乐山八年的点滴故事，看着乐山安谷人为留住文物南迁记忆而做的努力，考察团一行非常感动。为此，考察团不仅赠送给史料馆一些珍贵的文物南迁史料，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还为史料馆题词——“战时故宫宝地安谷”，台湾书画艺术史学者傅申也题词“温故知新”，再次对安谷人在保护文物南迁中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随后，考察团一行又追寻着当年故宫文物南迁的足迹，前往当地的古佛寺旧址、顺河场码头遗址、“朱潘刘”三氏宗祠遗址、梁廷炜住房旧址、河湾儿码头遗址、宋祠遗址等文物南迁乐山时的存放点，重温当年文物南迁时的那段岁月。

 

　　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为南迁文物曾在本地有长时间的停留而自豪。在贵州，省市领导与考察组进行了长达几小时的座谈，各地的文化部门、地方史专家纷纷陪同考察组寻找遗址、遗迹。

 

　　由于文物南迁是秘密的军事行动，并不是所有途经地的百姓和地方政府对这段历史都很了解。一些地方得知故宫考察团要来，才临时树起了文物南迁遗迹的标志牌。有人感叹道：“如果不是重走南迁路，很多历史，故宫博物院自己也不清楚。”

 

　　现年62岁的梁金生在北京故宫工作，他说，他的祖父和父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协助保护文物。内战结束后，梁金生的哥哥、祖父和部分故宫文物一起到了台湾，而梁金生的父亲则留在大陆，继续收集文物，运到北京。梁金生表示，“这次重走文物南迁之路让我意识到，我的父辈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

 

　　6月18日，“重走南迁路”考察活动在成都圆满结束。在总结会上，领队李文儒感叹地说：“任何人不走这条路都想不到有多难。有一段从重庆到宜宾的路，需要运送的文物有9000多箱。由于岷江上游水浅大船过不去，只能用小船和竹筏，有的还要用纤夫拉着船走。从重庆到宜宾再到乐山安谷镇，这一路需要多少人力、大小船只和竹筏？前有山重水恶，后有日军飞机轰炸，上百万件文物基本完好无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大家都说文物有灵性，炸不到它。其实我们发现，整个南迁行动是一场准军事行动。”接着他指出，“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经过当事人的著述，线索是清晰的，此次考察则从档案学的角度补充强化史料的搜集、整理，重走南迁之路更多偏重的是精神层面的探寻，特别是用今天的文化视野和学术视野看待南迁的过程，有着特别的收获，特别的意义。”

 

　　最后，李文儒表示，“重走南迁路旨在记住历史，而不是重复历史。这是我们第一次重走南迁路，但绝不是最后一次，重走的方式还有很多。两岸故宫的目光和脚步，都在朝着未来之路。”

 

　　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单霁翔（1954—），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江宁。2002年起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2003年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专业读研究生，并获工学博士，高级建筑师，注册规划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2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为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现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

 

　　冯明珠（1950—），出生于香港，祖籍湖北黄陂。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主修中国近代史，师从台湾近代史名家李守孔先生。也从事清史研究，曾参与《清史稿校注》，著作以藏学、清史、清代档案为主。2012年9月，被任命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南迁之路”已成过去，“未来之路”已经开启。

 

　　无独有偶。201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先后任命了两位新的掌门人，单霁翔与冯明珠。他俩成为两岸故宫“未来之路”的引领者。

 

　　冯明珠在单霁翔的陪同下参观北京故宫

 

　　深化两岸故宫的交流合作，成为故宫新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冯明珠上任不到半年，就于2013年率团访问大陆。

 

　　1月21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一行到达北京。

 

　　在踏进紫禁城之前，冯明珠等人在单霁翔的陪同下登上了故宫对面的景山。

 

　　冬日午后的北京城，一扫连日的雾霾，晴空万里。站在景山远眺，阳光下的紫禁城，壮美的中轴线，红墙黄瓦，玉带般的筒子河，呈现出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

 

　　1月22日，冯明珠一行参观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然后，单霁翔和冯明珠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友好会谈。

 

　　会谈后，双方共同参加了“2013年两岸故宫交流记者会”。单霁翔介绍说：“今天两岸故宫一起会谈，谈着彼此的前世今生，对未来发展都有很多设想，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天地人和的境界，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冯明珠以“善意、体贴”来形容单霁翔。她说：“今天的情境让我想到四个字：‘快雪时晴’。这么好的天气，老朋友应该见见面，这本来就是王羲之书写这个帖子的初衷。”她表示，通过会谈，双方就2013年在图像互惠、展览交流、人员互动、出版互赠、学术研讨以及资讯、图书、文创方面的交流达成具体共识，并对今后几年的做法有所规划。她坦言，希望媒体能用平常心来看待两岸故宫的交流，我们只是针对双方的需求和未来进行交流，何况双方是如此的相似和同源，这样的交流是一定也是必须的。希望下次来北京，没有一个记者追访。若能让两岸故宫用平常心来交流，成果会更多。

 

　　在会上，有记者提出，如何切实改变台北故宫文物无法来大陆展出的现状。单霁翔表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北故宫的文物确实无法赴大陆展出，这对双方交流无疑是遗憾，希望经过努力来化解；但这种努力不止于两馆，更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冯明珠则表示，台北故宫近年来观众人数直线上升，去年达到436万人次，其中大陆游客占40%多；而台北故宫网站上文物的数字化展览也能弥补相关缺憾。

 

　　当有记者问到单霁翔何时有回访计划，他笑称：“得有冯院长的邀请。”

 

　　冯明珠当即表示，台北故宫南分院按计划将于2015年12月开幕，最起码届时一定会邀请单霁翔院长。

 

　　这时，单霁翔旁白道：“太晚了。”引得全场大笑。

 

　　冯明珠亦笑着解释：“我说的是最起码，”接着她马上送上回访邀请函，“本来刚才会谈结束就应该给单院长，但是听说媒体这边催了很久，我们只好赶紧过来。”她又补充说，“邀请函是在台北就做好的哟。”她的一席话再次引得全场笑声一片。

 

　　热情的邀请，热忱的回应。仅隔三个月，单霁翔就率团访问台湾。

 

　　4月18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率团抵台，展开为期5天的参访行程。

 

　　单霁翔回访台北故宫博物院

 

　　是日中午，单霁翔一行抵达桃园机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亲往机场迎接。

 

　　这是两位新任故宫院长2013年1月在北京会面后再度相见，也是单霁翔接掌北京故宫院长一职后首次访台。

 

　　当日下午，单霁翔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报告厅作题为《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的演讲，向逾百位台北故宫工作人员介绍紫禁城的过去与未来。风趣幽默的介绍，激情深刻的阐述，加上几百幅精美的图片，赢得多次掌声和笑声，原定一小时的演讲，延长至一个半小时。

 

　　单霁翔在演讲中感性回顾，他在担任文物局官员时曾3次到访台北，那时没有记者采访，今天一下飞机就被记者围堵，“感到责任重大”；但对他来说，这次参访就像“走亲戚、看朋友”。

 

　　演讲中，单霁翔精确报出北京故宫各类藏品数量。他说，过去7年，北京故宫把文物重新盘点一次，得出总数为180万7558件，并向社会公布，是目前大陆唯一完整公布藏品总目的博物馆。

 

　　单霁翔还详细介绍了“故宫大修工程”和“平安故宫工程”，两项工程都将在2020年，也就是故宫建成600年时完成。到时，北京故宫对公众开放的面积会从现在的46%提高到76%，里面也不会再有现代建筑，50多栋后建的建筑在最近几年都会被拆除。

 

　　“在台湾热播的大陆电视剧《甄嬛传》里面的甄嬛等嫔妃住的地方，就在故宫的西部区域，也将开放。”单霁翔说，“这也可以缓解逐年增加的游客所带来的压力，北京故宫去年的参观人次已达1530万，比2002年的713万人次增加了一倍多。”

 

　　在讲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未来的发展时，单霁翔满怀深情地说：

 

　　“从1420年建成算起，历经岁月长河的故宫将在2020年迎来600岁生日，而后年，故宫博物院也将迎来90岁华诞。这一中国历史文化瑰宝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在故宫人的努力下，‘平安故宫’‘无烟故宫’等一项又一项新措施实行，古老的故宫不断展现新气象。故宫既是过去的，也是今天的，还是未来的。她从历史中走来，还要健康地走向未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听着这慷慨激昂、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让我们继续努力，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单霁翔院长的结束语再次引发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掌声，表达了两岸故宫人的共同理想。

 

　　这掌声，预示着两岸故宫发展的新希望。

 

　　后记

 

　　“故宫三部曲”为什么由我来写？我又是怎样来写的？

 

　　读者和媒体肯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2003年，我调任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由于工作上原因，我有机会多次来到位于南京朝天宫的南京博物院地下文物仓库，看到存放在那里的北京故宫的部分南迁文物。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并对故宫文物在抗战中辗转外迁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逐渐感到，这段历史、这个事件，其辗转万里的难度，其艰苦卓绝的程度，实际的作用和意义，决不亚于战场上的拼杀与流血。

 

　　这促使我想更多地了解和深入地研究这段历史。但很快地发现，关于这段历史，文字记载得不多、不全，深入、全面的研究则更少。请教文物界的专家朋友，才知道其中的一些原因：

 

　　一是当时兵荒马乱，加之故宫文物外迁是在十分紧急和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留下的资料很少。

 

　　二是参加外迁的人，主要是故宫的专家学者和担负护卫的军警。军警不善写作，而专家学者们“重物不重人”，他们关注文物的安全，重于文物的研究，至于外迁过程中的人与事，则不太在意，更不愿意在世人面前表功。因此，他们在记述这个事件的时候，往往只是说明何时出发、走什么路线、带有多少箱文物、在何处落脚等等，就像他们写的文物勘察、研究报告一样，非常严谨和简略。

 

　　三是故宫人最后分道扬镳，有的留大陆，有的去台湾，这对于他们来说有许多痛楚和难言之隐，加之两岸几十年的政治纷争，以及对故宫文物迁台的不同看法，故而大家都尽量避开这个话题，不愿过多地提及。

 

　　总之，关于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外迁这段历史，记述、反映得很不够，虽然有许多当事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写了一些回忆录和文章，但几乎都是零星的、片断式的提示，缺乏全面的、具体的记述。

 

　　能否将故宫文物大流迁这段历史全景式地展现出来？

 

　　我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甚至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冲动。我是想干就干、说干就干的那种人，于是立即动手，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向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院长请教，采访当年参与故宫文物外迁的老人，与老一辈的故宫人的后代进行交流；利用出差的机会走访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当年故宫文物外迁的部分路线和贮存地；多次到朝天宫库房察看当年的南迁文物和原有的包装箱等。在此基础上，我着手写作，试图全景式地还原和展示这段鲜为人知却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的时候，即2010年，我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承载》的写作，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没想到的是，《承载》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和广泛好评，中国文联孙家正主席、北京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等领导给予充分肯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发表评论文章，《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扬子晚报》等7家报纸予以连载，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为《承载》做了七档专题节目。台湾世界书局购买版权，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台湾多家媒体连载或发表新闻和书评，台湾诚品书店为《承载》设有专柜，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等政界、文化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高度称赞《承载》的内容及其意义。

 

　　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使我产生了新的写作冲动。

 

　　我在写作《承载》的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和资料搜集，除了对故宫文物在抗战期间外迁这段历史有了全面的了解外，同时对这段历史的前端与后端亦有所掌握，即皇宫是怎样变成故宫的？“一宫”是怎样变成“两院”的？

 

　　于是，我决定写一部“故宫通史”，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一直写到现在。

 

　　我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在《承载》出版的第二年，就开始写作了记录辛亥革命后皇宫改造成故宫博物院全过程的长篇纪实文学《涅槃》（现更名为《变局》）。

 

　　这部写完后，因工作较忙，我将初稿放了放。一放两年过去了。时间真如白驹过隙，实在溜得太快。我觉得任何事情必须抓紧，不然就会被时间甩掉，最终一事无成。于是，我咬咬牙，在前年又启动写作反映两岸故宫博物院分离后人物与文物命运的《守望》，去年5月完成初稿。前段时间，又将《变局》《承载》《守望》统一梳理并反复修改，最终定稿。

 

　　今年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我征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意，将“故宫三部曲”之《变局》《承载》《守望》同时出版。

 

　　完成近百万字的“故宫三部曲”，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先后用了近10年的时间。虽然此书耗费了我许多的时间与精力，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这部书首次大跨度、全景式地记载了故宫博物院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发展变迁和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同时较为深刻地揭示它所蕴含的重要意义。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本书虽然是采取纪实文学的笔法，但我尽量依据真实的史料，力图做到主要事实、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的真实性。当然，为了避免过去记述中“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文中有一些还原、想象和虚构的内容，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属于纪实文学允许的范围之内。

 

　　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本书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我计划再用10年时间，精心研究，精心修改，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时，修订再版“故宫三部曲”，力争有所完善、有所充实、有所突破，使之成为一部高质量的文学版“故宫通史”和“故宫观止”。

 

　　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大量的相关历史资料、文献和著作，采访了许多领导、专家学者和故宫老人及其后代，还得到了许多同事、朋友的大力协助，特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许多帮助，中国出版集团的领导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给予了我热情的指导和支持。在此，我谨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章剑华

 

　　2015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