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影小说

 

　　镇院之宝固然耀眼，但并不是其他文物都不及于此。有些文物珍品完全可以与之比肩，甚至从某个角度、某种程度上讲，其价值和意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样的文物并不鲜见，其中《平复帖》就是不亚于镇院之宝的一件重量级文物精品。

 

　　《平复帖》几经周折，最后无偿回到故宫，可谓国之幸事。半个世纪后，又一件国宝——有“第二古帖”之称的《出师颂》也回到了故宫，不过，这次不再是无偿捐献，而是重金购得。

 

　　晋·陆机《平复帖》

 

　　镇院之宝固然耀眼，但并不是其他文物都不及于此。有些文物珍品完全可以与之比肩，甚至从某个角度、某种程度上讲，其价值和意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样的文物并不鲜见，其中《平复帖》就是不亚于镇院之宝的一件重量级文物精品。

 

　　《平复帖》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更有人称之为“镇国之宝”。此帖内容是写给友人的一个信札，其中有病体“恐难平复”字样，故名“平复帖”，其释文为：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微居得病，虑不衍计，计已为苍。年既至男事复失，甚忧之。屈子杨往得来主，吾云能惠。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祭观，自躯体之盖如思。识黟之迈，甚执所念，意宜稍之旻伐棠。棠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陆机画像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后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故世称“陆平原”。

 

　　因为《平复帖》的草法、文句都很古奥，让后世书家难以辨识，因而其释文有多种版本，这也平添了此贴的一种神秘感。

 

　　此贴被认为是西晋陆机的书法作品。

 

　　有专家认为，现存的《平复帖》是孤本，没有其他作品可供比对，所以无法判定其究竟是不是出自陆机之手。但这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从武周时期王方庆临摹先人王羲之、王献之等而成的《万岁通天帖》看，东晋时楷书已经成形，再证以西晋写经，可以肯定有隶书特点的章草《平复帖》是西晋真迹，它一方面是隶书发展过程中的标本，同时更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

 

　　《平复帖》除了晋人特有的古朴、自然、淳厚的气质外，还略带竹木简章草书的意味。以秃笔枯锋为之，笔随势转，平淡简约，奇崛而古质，“非中古人所能下笔”。结构上随意洒脱，表现出一种轻松自如、信手拈来的自由状态。

 

　　明人陆石雍评论《平复帖》云：“吞吐深浅，欲露还藏，便觉此衷无限。”此帖通篇是章草的古意盎然，散发着古朴、淳厚、深沉、凝重的气息。造型以包含、收束为主，不使线条游荡过远，如同一个花蕾正待展开，尚未展开到位，却又收合起来了，犹人乘骐骥，以衔勒制之，显出含蓄蕴藉之美。含而不露，如盘马弯弓惜不发。

 

　　《平复帖》历代递藏情况，根据尾纸董其昌、溥伟、傅增湘、赵椿年题跋，可得知：宋代入宣和内府，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

 

　　那么，这样一幅名贵的古帖，又是怎样能够收藏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呢？

 

　　这要归功于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

 

　　张伯驹，字丛碧，生于1897年，河南项城人，其父为清朝进士，官至直隶总督，因此，家底丰厚；他与张学良、袁寒云、溥侗曾有“四公子”之称，早年仕途颇为得意。他在诗词、书法及戏剧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子；同时，他也是国内外知名的大收藏家。

 

　　张伯驹进入收藏界也算是机缘凑巧。有一天，他从琉璃厂买了一幅康熙早年题写的大字匾额“丛碧山房”，此题字笔意纵放，难称成熟，而且底子残破，缺损“房”字，虽然还留着正中的“康熙御笔”朱文印，但价值却不高。张伯驹之所以钟情该画，只是喜欢其“丛碧”寓意之繁茂葱茏。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得到这幅画后，便以之为号，此后，他对于书画的收藏热情一发不可收，以至于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收藏家。

 

　　张伯驹收藏《平复帖》的经历颇具戏剧性，由此更使张伯驹名满中国，其心之诚，其行之险，其遇之巧，都为世人传诵。

 

　　《平复帖》自告别宋宫后的几百年，一直在民间和宫廷之间转手。

 

　　清朝覆灭后，恭王府的日子入不敷出，溥心畬的家境迅速中落，无法维持生计，便想着要出售《平复帖》。

 

　　张伯驹对于《平复帖》的去向十分关注，因为溥心畬此前出卖的所藏文物，有的流落到日本人手里。“卢沟桥事变”后，张伯驹预感到这件稀世之珍面临厄难。于是，他密切注视着溥心畬的一举一动，并将收购《平复帖》的计划告诉给了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之职的傅增湘。

 

　　傅增湘对文物也极为重视，听后非常焦急，因为他听说溥心畬的母亲刚刚去世，正等钱用，极有可能会用《平复帖》缓解燃眉之急。于是，他对张伯驹说：“你去不行，我和他有一面之交，对他晓以大义，事情还好办些。”

 

　　张伯驹

 

　　张伯驹向故宫博物院捐赠其收藏的书画作品

 

　　张伯驹连忙道谢：“价钱上不要太和他争执。一切拜托，拜托你了！”

 

　　傅增湘很快见了溥心畬，并谈妥了相关事宜。回来后，他伸出四个手指头对张伯驹说：“他肯卖给你，但是要这个数。”

 

　　张伯驹咬咬牙说：“行，四十万就四十万，我就是把房子都卖了，也得买下来。”

 

　　傅增湘笑着说：“没那么严重，四万！”

 

　　“啊？”张伯驹激动得几乎晕了过去。

 

　　就在张伯驹为得到绝世之珍而兴奋之际，突然来了个倒腾文物的商人白景甫。

 

　　此人曾向日本人倒卖过唐朝颜真卿的真迹《告身帖》，张伯驹对他恨之入骨。一番寒暄过后，白景甫愿意出三十万元购买《平复帖》。

 

　　“老弟，你的那件《告身帖》和《平复帖》算是双璧，改日拿来，我们一起赏玩，岂不是更好？”张伯驹以攻为守道。

 

　　白景甫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露出汉奸的嘴脸：“得，老兄什么都明白，我也就不绕弯儿了，这东西日本人看上了……”

 

　　“送客！”张伯驹发怒了，毫不客气地把白景甫赶出门去。

 

　　但是，白景甫是个江湖流氓，他见张伯驹软的不吃，便来硬的。

 

　　一天，张伯驹走在大街上，突然，一个茶房伙计打扮的人上前拦住说：“张老先生，我们老板说有件东西请您过眼，请您过去一下。”

 

　　鉴赏文物已是张伯驹的常事，所以他毫无防备，就上了一辆人力车。

 

　　张伯驹没想到这是白景甫一手制造的一场绑架阴谋。绑架者要价三十万元，才会放了张伯驹。

 

　　得知张伯驹被绑架的消息，夫人潘素十分焦急，万般无奈之际，白景甫居然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帮助解救张伯驹。

 

　　潘素顿时明白了事情的来由，但她知道，如果将《平复帖》交出去的话，张伯驹无论如何也不会原谅她。于是，她推说本人根本不知道《平复帖》在哪里，将白景甫打发走了。

 

　　潘素知道情况紧急，便前往警察局寻求帮助，却无人问津。潘素从警局出来后，不料却被匪徒引到张伯驹所在的“监狱”。

 

　　此时的张伯驹面色蜡黄、气息微弱，但他仍对妻子说：“记住，我手上的东西……一件也不能少，咱们的宝贝流失的太多了。”

 

　　潘素出来时，却突然想起匪徒也是中国人。于是，她急中生智，摘下耳环手镯，对匪徒说：“你们在江湖上混饭吃也不容易，张先生和你们远日无仇，近日无恨的，是不是高抬贵手。”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匪首见钱眼开，表示愿意释放张伯驹。

 

　　张伯驹安全地回到了家中，很快，他舍命保下来《平复帖》的事情就传开了，登门贺喜的人络绎不绝。许多报纸也刊登了消息，盛赞张伯驹的善举。

 

　　同年秋天，张伯驹为免夜长梦多，再生枝节，带着宝贝举家迁往西安。潘素把《平复帖》缝在衣服里，以保万无一失……

 

　　1956年7月，张伯驹将《平复帖》，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书《道服赞》、宋蔡襄书《自书诗册》、宋黄庭坚书《诸上座帖》、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章草《千字文》等真迹珍品统统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平复帖》几经周折，最后无偿回到故宫，可谓国之幸事。

 

　　晋·索靖《出师颂》

 

　　半个世纪后，又一件国宝回到了故宫，这就是有“第二古帖”之称的《出师颂》。不过，这次不再是无偿捐献，而是重金购得。

 

　　《出师颂》作为流传有序的章草墨迹，留存有两本，一为“宣和本”，一为“绍兴本”。

 

　　宣和本《出师颂》曾入北宋内府，有宋徽宗标题“征西司马索靖书”及“宣和”瓢印，一般定为西晋索靖书，也有认为是梁萧子云书，经北宋《宣和书谱》、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著录，后不见传世。

 

　　绍兴本《出师颂》本无名款，后人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萧子云作，或谓隋贤或唐人书，并无定论。从本幅中有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等人鉴藏印看，书写不会晚于初唐。据宋米友仁跋定为“隋贤书”当较可信。此书属较典型的早期章草书体，“蚕头凤尾”带有隶书遗痕，“银钩虿尾”具草书特征，整体书风规整而不失变化，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朴又典雅，是六朝以来创立规范章草的传统体貌，唯稍增飘逸之势，与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草体大致相近。其释文为：

 

　　茫茫上天，降祚为汉，作基开业，人神攸赞。五曜宵映，素灵夜叹，皇运未（来）授，万宝增焕。历纪十二，天命中易，西戎不顺，东夷构逆。廼命上将，授以雄戟，桓桓上将，实天所启。允文允武，明诗阅礼，宪章百揆，为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师尚父，素旄一麾，浑一区寓。苍生更始，移风变楚，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诗人歌之，犹叹其艰，况（原缺一字，为“我”）将军，穷域极边。鼓无停响，旌不蹔褰，泽沾遐荒，功铭鼎鈜。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天子饯我，辂车乘黄。言念旧劳，恩深渭阳，介圭既削，裂壤酬勋。今我将军，启土上郡，传子传孙，显显令闻。

 

　　《出师颂》在悠悠岁月里经历了曲折的流转过程。

 

　　自唐朝以来，《出师颂》一直流转有序。唐朝由太平公主收藏，宋朝绍兴年间入宫廷收藏，明代由著名收藏家王世懋收藏，乾隆皇帝曾将其收入《三希堂法帖》。1922年，逊位清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该卷携出宫外，1945年后失散民间，从此杳无音信。

 

　　2003年7月，突然在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上亮相，顿时引起业界轩然大波。

 

　　按照拍卖行的说法，此幅作品是西晋大书法家索靖唯一存世的真迹。

 

　　他们认定的依据是：《出师颂》的引首部分有宋高宗篆书大字“晋墨”和乾隆御笔题跋。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宋高宗的“晋墨”二字，因为在宋朝，皇宫还藏有索靖的其他真迹，皇上对照题鉴，便是铁证。

 

　　在7月13日的拍卖会上，北京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的天价拍得《出师颂》，使这件千年古帖终于回到了故宫。

 

　　然而，有文物爱好者指出，《出师颂》引首部的宋高宗篆书题“晋墨”两字，以及花押和钤印，都是后人伪造的，并非西晋索靖的手笔。

 

　　一场关注《出师颂》真伪的争论由此产生。

 

　　对此争议，故宫博物院有关人士明确表示，故宫一直就把《出师颂》视为一件隋代的作品，而且在清宫内，也是将它作为隋代作品加以保存的。在乾隆时期刻的《三希堂法帖》中，也是将其视作隋人书。

 

　　更有权威的专家指出：“书法和印章一看便知不是晋代的，描金龙纹蜡笺纸和龙的形状明显属于明代，而且引首题的格式最早也出现于明朝初年，此前从未见过这种格式。所以引首部分应该是明代人为了证明此书是晋人甚至就是索靖真迹，而在重新装裱的时候拼接上去的。这种伪造的手法在古代书画作品中屡见不鲜，但明人伪造的引首并不影响《出师颂》本幅部分的价值和书写年代，也不影响隋人所作的《出师颂》的真实性。所以，根本不存在故宫重金买假货的问题。”

 

　　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次购买《出师颂》的另一个争议是收购价格。如果不是西晋索靖手笔，隋人书《出师颂》还值2200万元这样大的价钱吗？

 

　　其实，故宫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开始出钱回购文物。当年曾有香港人要将手中的《伯远帖》和《中秋帖》出售，周总理亲自批示，经过专家鉴定确为真迹后，由文化部以48万元港币，于1951年收购了这两幅作品，现收藏在故宫。20世纪90年代，拍卖行业兴起后，故宫也买过几件作品，也曾有一些作品引起争议。不过，书画作品本身是一个永恒的争议话题，这也不伤其在艺术历史上的影响。

 

　　针对收购《出师颂》价格的质疑，故宫专家出面指出：“故宫对《出师颂》

 

　　的鉴定是慎重的。不仅是这一次，每一次文物鉴定，专家们都很严肃很慎重，甚至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反复考证比照，绝不轻易下结论。”

 

　　专家之言有其依据。由于隋代存在的历史年代非常短暂，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并确定是隋代名家的书画作品十分稀少。而《出师颂》是以明确的隋书身份出现的。而故宫收藏的隋代作品只有一部写经，而别的朝代的书画珍品都有收藏：西晋有陆机《平复帖》，东晋有王珣《伯远帖》，唐代的就更多了，隋代作品是个缺件。再者，《出师颂》本来就是故宫藏品，1922年被溥杰携带出宫，后来流失。现在重新出现，故宫当然希望尽最大努力把它重新收回来。

 

　　故宫工作人员鉴定《出师颂》

 

　　有人说，故宫博物院“出了纯金的价钱，买回了镀金的作品”。对这种说法，故宫方面做了详尽的解释：故宫出价2200万元，就是把《出师颂》当作一件隋代书法作品来购买的。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商定的，不可能由买方说了算。如果是真正的西晋时期索靖的《出师颂》，价钱当远不止2200万这个数目。北宋时期米芾的《研山铭》，成交价是3000万元。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外国人以2500万元高价买走。而隋人《出师颂》这样一件名迹，比它们早了数百年，且已由故宫博物院延请权威书画鉴定专家做出了科学的鉴定和断代结论，花2200万是物有所值的。

 

　　故宫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在国内文物市场上，一些号称“国宝”级的文物，动辄几百万，但故宫都没有收购，原因就是这些文物与故宫现有藏品有重复，不是孤品，没有更高的价值。目前国内外拍卖市场上极少出现隋代的作品，何况是像《出师颂》这样流转有序、文物界都知道和了解的书法珍品。

 

　　这样的珍品，故宫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回购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