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奇旅(故宫三部曲)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三王三帖三希堂隔海相望 几起几落几沉浮何日聚首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两幅作品前默不作声地看了很久，毛泽东自言自语道：“这两幅作品，同为「二希」，而风格差异很大。这《中秋帖》，虽是米氏临书，还是保留了献之的一点风范，联绵映带、气韵生动、痛快淋漓、一泻千里。王的《伯远帖》，既体现了晋人的书法精神，又有其独特的表现风格，潇洒古淡、笔断意连，变化灵活自然，以欹侧取其势，又不失飘逸的风姿。不过，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中秋帖》。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说：“这两幅都是书法当中的极品，而我更喜欢《伯远帖》。”
毛泽东诙谐地说：“萝卜青菜，各人喜爱，书画就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古帖《平复帖》《出师颂》有幸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原本艺出一家、共存一堂的“三希帖”，如今却分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
说到“三希”，必定要先说到“三王”。
“三王”之中首推王羲之。
王羲之生于东晋时期，出身于名门望族，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父亲王旷，曾任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羲之幼年时，不善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16岁时，被晋太尉郗鉴相中为“东床快婿”。初为秘书郎，后由征西将军庾亮推荐，为宁远将军，又先后改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羲之为官却不恋官场，钟情于自然，专注于书法。
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由隶书向行书、草书和楷书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也就在这个时期，书法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欣赏对象，文人们便开始有意识地追求书法之美，并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在技法、形式、风貌和审美上孜孜以求。王羲之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把大量精力用于书法创作，潜心于艺术的实践与探索。
他任江州刺史时，在临川郡城东高坡购买房屋，名曰“新城”，宅内挖有生活用井和练习书法用的洗墨池。“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便是王羲之苦练书法的真实写照。
他少从卫夫人学书法，后学张芝草书，正书学钟繇，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隶、草、正、行各体皆精，尤其是他的行书和楷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无与伦比，几乎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程度，故而后人奉之为“书圣”。
虽然不能说“龙生龙，凤生凤”，但现代科学证明遗传基因是客观存在的。王献之则继承了其父的“书法”基因，成为历史上又一位书法大家。王献之，字子敬，生于会稽，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从幼年时代起，王羲之便向献之传授书艺。据说，王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儿子的笔力，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
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相传他有一次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写的，众人都说是献之写的。
王献之性情潇洒，超然于世俗之外，潇洒不拘，风流倜傥，为一时之冠。新安公主仰慕他的才华，便离婚要求皇帝把她嫁给王献之。而此时王献之早已成婚，与青梅竹马的结发妻子郗道茂感情甚笃。但皇帝竟然下旨让王献之休掉郗道茂，再娶新安公主。王献之深爱郗道茂，为拒婚用艾草烧伤自己双脚，行动不便。即便如此仍无济于事，皇帝之旨不可违，王献之只能忍痛休了郗道茂。
成为简文帝驸马后，宦途更为顺利，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但他狂傲不羁，宦情淡泊，热衷于书画艺术，钟情碧水秀山之间，故而政绩一般，书法技艺却又有发展与突破，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做出了贡献。
王献之初学父书，后又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不拘古法，敢于创新，在其父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更妍媚、流便的书体，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二王”之后有王珣。他出生在一个精于书法，几代不衰的名门望族，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字元琳，小字法护。官至尚书令。其祖父王导、父王洽、弟王珉均善书，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
王珣是王门流派的重要书家，董其昌评其书法：“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三王”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家族，实乃奇迹。他们创作的“三帖”，堪称书法史的三座顶峰之作，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以行书写成，是一封书札，其内容是写他在大
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人的问候：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其大意是：“刚才下了一阵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情没能帮上忙，心里纠结至今。世上很多事情就是这么无奈。”
《快雪时晴帖》
《中秋帖》
王羲之在这件书迹中，把行书、草书与楷书交替书写，以圆笔藏锋为主，笔法圆劲古雅，行笔流畅自如、神情兼备，结体匀整稳健、疏密有致，既显现出气定神闲，不疾不徐的情态，又表现出平和简约，质丽天成的意境。
王献之的《中秋帖》为尺牍草书，以竹料纸书写，其内容是：
“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伯远帖》
其大意是：“中秋时节不能回复，亦不能相往还，为此甚是挂念。怎么样呢？然而胜人何庆也。不一一，大军。”
整幅作品自始至终一笔而下，几乎字字相连或相扣，犹如江河之下一泻千里，气势贯通而又极其生动自然，给人以潇洒飘逸、畅快淋漓、豪健奔放的快感。
王珣的《伯远帖》，写以行书，为茧纸书写，是问候亲友疾病的一通信札，其内容为：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其大意是：“珣拜上拜上。伯远学识高明，情谊所至，大家都跟随并宝爱之。自患病以来，其志在悠闲自得，方能获得解脱，不强加克制，讲究自我的神意。分别的情景如同昨日历历在目，永远成为往日的记忆。山水永隔，不能前去当面看望。”
此帖为行书早期典范之作，行笔峭劲秀丽，笔断意连，自然流畅，结字左右开张，疏密有致，参差错落，无雕琢造作之痕，有揖让腾挪之趣，尽展个人与时代之风姿神韵。
这三件作品，可以说都是无上至宝，但只有《伯远帖》为晋人原作，而《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都不是真迹。
这是因为，1000多年前的宣纸在当时没有特殊保管条件下是难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的。那么，这些珍贵古帖怎样才能留传下来的呢？多亏古人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把真迹复制下来。这也许是从唐代开始的。这种复制办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铺覆在原作之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称之为双钩填廓法。用这种方法复制，几乎与真迹一样，基本保持了原作的风貌与神韵。
据证现存的《快雪时晴帖》就是由唐人复制的，而《中秋帖》则是由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临摹的。不管是复制还是临摹，历百千年而能流传下来乃是珍贵无比的。
三王的三帖自出世以来，一直备受世人追捧，视为珍宝，被无数人所收藏。如《快雪时晴帖》，在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所收褚遂良《右军帖目》及北宋《宣和书谱》、米芾《书史》等书中，均已有著录。金代入章宗御府，有“明昌御览”之印。南宋时，先经绍兴内府珍藏，后落入权相贾似道之手，今帖中“绍兴”诸玺及贾氏“秋壑珍玩”等记皆历历可见。元代曾为御物，有赵孟宋延祐五年一跋，亦经北燕张金界奴收藏。至明历麻城刘承禧、秀水冯梦植、徽州吴廷诸家递转之后，明清之际为涿州冯铨所获，并刻入其《快雪堂法帖》，铨卒后不久，其子源为邀御宠，即于康熙十八年（1679）献呈内府，遂归清室。
其他二帖，也几经流转，进入清廷。其间流转过程现在已无法详细知晓，只知道一直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这三件书法珍品聚首并为乾隆皇帝所收藏。
乾隆皇帝特别喜欢书法，且到处题字，可以说是至今留下墨迹最多的皇帝。他不仅喜欢写书法，更乐意收藏书法。在他收藏的历代书法中，尤其欣赏三王的三帖，视为宝贝，爱不释手。后来，他干脆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专
门隔出一间小屋，把三帖像供奉圣物一样将它们收藏在这里，并将此小屋命名为“三希堂”。
三希堂
“三希”有二解：
一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即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
二曰“珍惜”。古文“希”同“稀”，“三希”即三件稀世珍宝。在当时，这两层含义是并重的。
在“三希堂”内，乾隆御书“三希堂”匾额悬挂于上，御座的两旁分别张贴“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的对联。
“三希堂”不仅以储存三希墨宝而闻名于世，同时还陈设有大量当时制作的极为精致的古玩艺术品和文房器具。高雅与精致始终充溢着这个狭小的空间，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
三希堂始于乾隆朝，后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都从未有任何变动，至今仍保持原貌。
三希宝帖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
照例，三希帖被收入皇宫，且专门辟出地方供奉起来，应当是十分安全和保险了。然而，随着清王朝被推翻、王室之衰弱，三希帖开始了它们的厄运与苦旅。
辛亥革命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到了内廷，但他仍受到“清室优待条件”的庇护，不仅可以沿用皇帝的称号和礼制，还能享受到民国政府每年400万两银元的经费补贴。即便这样，这个“小朝廷”为了日后的复辟，加之无度的挥霍，经费颇为吃紧。于是，溥仪打起了宫中书画等文物的主意，竟用赏赐的名义，将大量珍贵字画盗出宫外。上梁不正下梁歪。一时间，小朝廷偷盗成风，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太监宫女，都想方设法偷盗宫中文物，拿出去典当变卖，换取银两。
郭葆昌
就在这段时期，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将三希宝帖偷藏了起来，伺机出手卖个大价钱。但慑于三件宝物的名气太大，尤其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乃天下珍品，不仅本身价值不可估量，而且还留有乾隆皇帝的题款、印章70多处。由于有所顾忌，瑾妃就把此帖留下，决定先将《中秋帖》和《伯远帖》交给信得过的小太监拿出去卖掉。
一天傍晚，太阳西沉、暮色笼罩。一位小太监幽灵般地从故宫后门溜了出去，匆匆行走在一条昏暗的胡同里。为了掩人耳目，避免生事，瑾妃交代小太监不要去显眼的大古董店，而去找小古董铺子。于是，小太监来到了一家名为“品古斋”的小铺子，见四周没人，就将怀中的一个布卷交给了掌柜，双方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这笔交易。从此，三希中的两帖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出北京故宫。
“品古斋”的掌柜得到这两幅宝帖后，知道从中可以大赚一笔，便等待有眼光、有实力的买家光顾。
几天后，终于来了一个人，此人叫郭葆昌，别看他其貌不扬，却是当年权倾一时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账房先生。他家财万贯，酷爱收藏，也颇具几分眼力。
掌柜见了郭葆昌，像见了财神菩萨似的，满脸堆笑地把他迎进内屋，端茶递水，一番客套之后，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布卷，放到郭葆昌的面前，并轻轻地将之展开。
见多识广的郭葆昌一下子惊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便定了定神，揉了揉眼，盯着这两幅纸张发黄、年代久远的书法作品看了又看，半晌说不出话来：这不是深藏于皇宫里的大名鼎鼎的三希宝帖中的《中秋帖》与《伯远帖》吗？
反复看了之后，他断定这是珍品，但这位古玩收藏的老手，按捺住内心的激动，不露声色地说：“这东西不错，但并非真迹。”
“这可是直接从宫里出来的啊！”掌柜的急了。
郭葆昌不紧不慢地说：“宫中之物并非都是真迹，当然这也不是赝品。你就出个价吧。”
郭葆昌说的既对又不对，掌柜也不好辩驳，只好自言自语道：“反正这是好东西。”
郭葆昌笑言道：“我开始就说了，这东西不错，不过好东西也分档次，这两件东西，比起王羲之的《快雪帖》来，那还是不可比的哦！”
掌柜无奈道：“那倒是，那倒是。不过这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呢！”
郭葆昌故意装出不在乎的样子：“那你就留着这宝贝呗！”
掌柜立即带着哀求的口吻道：“我们做生意的，唯钱是图。这宝贝只有像您这样的贵人才能拥有。再说，这年头，人家说乱世出英雄，我说是乱世缺钱用。我这里手头太紧，快转不起来了，还得请郭老板多多关照。”
看时机已到，郭葆昌说道：“既然这样，我也不能袖手旁观，你就开个价吧！”
就这样，经过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郭葆昌轻而易举就获得了这两件稀世珍品，临行前，他对掌柜吩咐道：“今天算是帮你个忙，你就不必对外人说了，免得都来找我，俗话说，乱世藏金盛世藏画，我郭葆昌也不愿老是做这傻事。”
掌柜连忙点头：“那是，那是。天知地知，郭老板放心吧！”
“还有你知我知，却千万别让外人知。”郭葆昌反复叮嘱道。
“绝对，绝对，做我们这行的，不守口如瓶就不要在这江湖上混了，你一百个放心，一万个放心吧！”
掌柜点头哈腰地把郭葆昌送出门去。
郭葆昌意外获此宝物，颇为兴奋，更有几分得意，但他深藏不露，秘而不宣，连自己的家人也没告知，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拿出来独自欣赏……
三帖之中，只有《快雪时晴帖》还孤单单地留在宫中。
1924年11月5日，民国政府废掉《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迫出宫。那天，溥仪虽然惊慌失措，却竟没有忘记藏在养心殿西暖阁的《快雪时晴帖》，便派人去取了过来，将之偷偷地卷入随身的行李里，准备带出宫去。
在溥仪率妃嫔、大臣、太监、宫女们出宫时，守城士兵对他们的行李一一做了检查，对不允许带出宫外的东西一一扣下，其中就有《快雪时晴帖》。前来督促溥仪出宫的李石曾深知其价值不可估量，立即派人到市面上买回一只大铁柜，将之锁了起来，作为头号宝贝加以严密保护。
溥仪偷带宝帖出宫被拦截下来一事很快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人们在对溥仪行为表示鄙视的同时，也对《快雪时晴帖》更加关注。
后来，国民政府决定将昔日皇宫禁地改造成向公众开放的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将装有《快雪时晴帖》的大铁柜移至自己的办公室，任何人不得动它。
然而，还是有人在动它的脑筋。
1928年6月的一天晚上，张作霖派人专门来找易培基，说是要借《快雪时晴帖》一阅。易培基立即意识到，来者说是借阅实为强占。心想，故宫收藏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宝物，尤其是这三希之首，更是至宝，决不能落入任何个人之手。然而，面对权倾一时的军阀头子张作霖，他也不便硬顶，于是灵机一动，推说这件宝帖被锁在保险柜里，而钥匙分别由冯玉祥等三人持有，无法拿到宝帖。闻此言，来人无奈，悻悻而去。此时的张作霖急于离开北京，只好作罢。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十几个小时后，张作霖乘坐的一列从北平开往沈阳的火车在皇姑屯站遭炸弹袭击，张作霖当场被炸死，他的豪华车厢被炸毁。
故宫文物即将踏上南迁之路
多险哪！假如易培基把《快雪时晴帖》“借”给了张作霖，不就成了他的随葬品了吗？
真是宝物有幸。然而，两年之后，不幸的事又发生了。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北平岌岌可危。在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人的再三请求下，国民政府将故宫文物实施南迁，以免被战火焚毁或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故宫人精选了一大批文物装箱后准备运出北京，暂时存放到上海的法租界。
就在故宫文物实施南迁的前夕，郭葆昌偶尔来了兴致，特地差人请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物馆副馆长的马衡来家里做客，也算是饯行吧。
此时的马衡因忙于故宫文物的南迁，十分疲惫，正需要放松调整一下，加上与郭葆昌有着多年的交情，也就爽快地接受了郭葆昌的邀请。
马衡的到来，郭葆昌觉得很有面子，所以显得特别高兴和客气，他给马衡斟满一杯酒道：“马衡兄，久未奉教了。今天把你这位大教授、大专家请来一聚，实属不易啊！”
“说到哪里去了，我们相交多年，是老朋友了。不过这些年兄弟忙于生计，与郭兄难得相聚，今天有幸，实在是高兴之至。”马衡端起酒杯道。
“是啊，你到故宫后公务繁忙，我这个闲人哪好意思去打扰你啊。”郭葆昌说着将杯中酒一口喝了下去。
马衡也一饮而尽：“郭兄哪里闲着，这几年所获甚丰，已成远近闻名的收藏大家了。”
酒过三巡，郭葆昌微醺道：“不瞒您说，这些年来，我还真的攒了些东西！”
郭葆昌让小用人进内屋，拿出来一布卷包着的东西。他虽然醉了，手脚还利索，小心翼翼地褪去布卷，把里面泛黄的两轴卷解开一个，慢慢地展开：“马衡兄，您，帮着看……看。”
马衡起身定睛一看，不禁惊呆了，这不就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的《中秋帖》吗？
接着，郭葆昌又展开了另外一卷，此乃《伯远帖》。
马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将两幅字又反复看了几遍，认定不假，便默不作声地坐了下来。他尽力抑制着自己内心的波澜，掩饰脸上的表情。
满载故宫文物的火车向南进发
郭葆昌几分醉意，几分得意地说：“这两件东西，我视若至宝，从不示人，今天高兴，就给您、您老兄过、过目，请您指点。”
马衡试探地问：“葆昌兄，这两件宝物到您的手里，真是造化，也是幸事，想必您会永久珍藏吧？”
“那是、那是，”郭葆昌说，“再大的价钱我也不会出手。你、你老兄要千万为、为我保、保密啊！”
马衡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郭葆昌高兴地将马衡拉回到酒桌上，端起酒杯说：“够朋友！”接着又说道：“马衡老兄，我今天当着您的面说一下，我也会向我的家人交代，在我百年之后，我将把我拥有的此二帖，无条件地归还故宫，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希帖再聚一堂。”
马衡举杯道：“就这么说定了。来，干杯！”
郭葆昌此时似乎清醒过来，也端起酒杯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郭葆昌决不食言。”
带着些许惆怅、些许安慰，马衡离开了觯斋。
不久，故宫博物院开始实施文物南迁。1933年2月5日，一列满载2118箱文物的火车离开北平，急速向南行驶，拉开了故宫文物行程两万里、历时十年多的大迁徙的序幕。
而《快雪时晴帖》就在第一批南迁文物之中。之后，故宫文物又先后运出4批，共计13427箱。这些故宫文物先运抵上海，后又运到南京。“七七事变”后，存放在南京的故宫文物又被迫分三路踏上了遥遥无期、万里迢迢的西迁之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迁文物陆续运回南京，《快雪时晴帖》与其他千万箱文物一样，历经危险而安然无恙。
然而，抗日战争结束后又爆发了解放战争。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下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用军舰运往台湾。共分三批计2972箱故宫文物被先后运到台湾，占南迁文物总件数的22%，且多是精品。《快雪时晴帖》就在其中。
从此，《快雪时晴帖》久久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大陆，漂泊到了台湾，之后被存放到新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直至今天。
而《中秋帖》与《伯远帖》呢？
人们不曾想到，此二帖也曾到过台湾，差一点与《快雪时晴帖》在他乡聚首。
原来，郭葆昌在临死前，将《中秋帖》和《伯远帖》交给了儿子郭昭俊，让他兑现曾经的承诺。可是，这些年郭昭俊过得颇为不顺，只能靠变卖父亲留下的文物度日。北平解放前，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逃到台湾。见到庄尚严，郭昭俊旧事重提，声称一定将两帖交还故宫，让“三希”团圆。他提出，只要政府赏他一点报酬，他就将这“二希”捐赠出来。
郭昭俊提出的价钱并不过分，但这时国民党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上这两件国宝呢？庄尚严四处筹措资金，却终究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拿出钱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远赴香港。
时隔不久，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将“二希”抵押给了香港一家英国银行，眼看抵押期限快到了，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促郭昭俊的同时，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逼近，郭昭俊只得准备出卖宝帖了。
徐森玉的儿子徐伯郊此时已在香港银行工作，他得知郭昭俊要出售《中秋帖》和《伯远帖》时，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三希”重回故宫相聚就将永成泡影。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将此事报告了父亲徐森玉。
徐森玉立即向马衡做了汇报。马衡为出现的一线希望而高兴，恨不得马上将“二希”追回大陆。他思考再三，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并马上呈了上去。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做出批示：“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两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购回。”
香港维多利亚港
香港维多利亚港，细雨蒙蒙，一艘轮船刚刚泊岸。
马衡、王冶秋、徐森玉相继走出船舱。徐伯郊早已在码头上等候。见面后，徐伯郊把事先准备好的纸雨伞给了每人一把，没有多少寒暄，众人坐上一辆白色面包车，离开码头，向繁华的市区急驶。
马衡他们早已商定了分工，由王冶秋与汇丰银行的经办人和郭昭俊洽谈价格和支付事宜，马衡和徐森玉对这两幅字做鉴定。
在一间不大的客房里，一边是王冶秋和郭昭俊他们在小声谈价格，一边是马衡和徐森玉在凝神鉴定“二希”真伪。
马衡、徐森玉先各看一幅，再交换查看。马衡指着《伯远帖》发表他的看法：“此幅行笔出入顿挫，锋棱俱在，笔笔浓淡变化，毫锋重叠，笔顺天成，绝无钝滞之迹，尽得优游俊朗之风神。我以为，此乃真迹无疑。”
徐森玉点点头。马衡又指着《中秋帖》道：“而这幅作品，丰满肥腴，不见飞白，似未得献之‘火箸画灰’的精劲爽利、纵逸奔放。此作真伪，难以确定。”
徐森玉又反复看过作品后说：“衡兄分析极是，不过，乾隆视作‘三希’之一的《中秋帖》，并非出于王献之之手，而是当年‘宝晋斋’中米芾对王献之《十二月割至帖》的临摹本，所以失却了献之的精髓，融入了米氏笔法的态势。因此，这幅作品虽非王献之真迹，但确系‘三希’中的《中秋帖》。”
“确有道理。由是观之，两幅作品均为真品，不会有误。”马衡认可了徐森玉的说法。
“都为真品，确定无疑。”徐森玉再次肯定地说。
王冶秋那边也谈妥了，本息共折合港币488376.62元，将款项秘密汇到香港中国银行户头，即可拿到“二希”。
因马衡他们还要向北京请示，就让来人将“二希”带回，继续存放在汇丰银行。临行前，徐森玉在两幅作品的右下角做了一个极其微小的标记，以防交货时被人暗中调包。
两天后，马衡接到了北京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已经获知此事，并批准了50万港币的回购款！
12月3日，离宫之后四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终于回到新中国，回到北京，回到故宫。
回京后的“二希”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追捧，故宫博物院为满足大家的要求，专门为“二希”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马叙伦、陈叔通、章伯钧等文化名流都闻讯而来，欣赏流连。
一天，马衡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说：“我是马衡，请问？”
电话那边传来爽朗的声音：“我是周恩来，祝贺你们收回‘二希’，这是国宝啊！”
马衡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总理，真没想到您亲自来电话，‘二希’能回故宫，多亏总理的直接关心和指挥。谢谢总理，谢谢您！”
周恩来在电话中说：“怎么能谢我呢？用国家的钱把国家的宝贝收回来，理所当然嘛！”
“可是国家现在百废待兴，拿出这笔钱真不容易啊！”
“国家有困难可以克服，国宝流失了却永无补救啊！我这个总理首先还得感谢你们不远千里把国宝请回了家。”
“这是我们应该做也是愿意做的事，没有新中国做后盾，我们想做也做不成啊！”
“你们做得好啊！不过，老马啊，有句话不知该不该问，你们不会看走眼吧？”
“绝对不会！总理，请您放心，千真万确的‘二希’真品，这几天在故宫展出，前来欣赏的书画鉴赏大家都一致公认的。”
“那就好！书法我是外行，可毛主席是大家，我想把‘二希’送给主席亲自过过目，让他也高兴高兴啊！”
“那太好啦！”马衡问道，“总理，我们什么时候送过去？”
“你们不是正在搞展览吗，白天千万不能扫大家的雅兴。今天晚上可以吗？我也想与主席一起饱饱眼福哩。”电话那一头传来周恩来的笑语。
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
警卫员把马衡、王冶秋引到客厅，服务员沏上绿茶。两人屏住呼吸，各拿一只长方形木盒，激动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来了，他还未进门就说：“让你们久等了，我刚开完会就赶过来了。”
马衡、王冶秋立即站起来，周恩来与他们一一握手说：“请坐下，请坐下。”
马衡说：“总理，您还没吃饭吧？”
“不要紧的，你们不是送来了精神食粮嘛。”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起来。
王冶秋说：“总理，那请您先看吧。”
周恩来摆着手说：“不行不行，让主席先睹为快。你们先坐一会，我去请主席过来。”
周恩来
周总理批准同意购回二帖文件抄
二三分钟的时间，周恩来就陪着毛泽东主席来到了客厅。马衡、王冶秋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周恩来把他俩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都是皇宫里的人哪，现在我们是邻居，不过，我还没有到你们那里串过门呢。”
马衡乘机邀请说：“毛主席，请您到故宫去视察。”
“要去的，要去的。”毛泽东边说边请大家坐下，“辛亥革命后，皇宫变成了故宫；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把故宫真正变成人民大众共享的博物院。”
周恩来说：“主席，马衡先生在抗日期间组织故宫文物外迁，避免了日本侵略者的破坏。”
“你们都是有功之臣哪。”毛泽东对马衡说，“我的老师易培基先生，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首任院长，为了故宫文物外迁，含冤而死。当时我在战场上听到这个消息，悲痛至极。你们是在另一个战场上抗日，同样做出了牺牲。”
“比起抗日战场上的将士，我们做的真是算不上什么。”马衡谦恭地说。
毛泽东摇摇手：“话不能这样说，把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保护好，其意义不亚于保卫国土。中华文化保住了，中华民族就永远不会灭亡。”
周恩来说：“马衡先生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解放前夕，他坚守在故宫，坚决抵制国民党将文物迁往台湾。”
“目前留下的故宫文物一共有多少？”毛泽东关切地询问。
马衡回答：“在南京的故宫文物，有20多万件被迁去了台湾，其他30多万件都留了下来。故宫这里的数量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加起来应该不会少于上百万件。”
“这个数量不算少了。”毛泽东赞叹道，“故宫虽然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大量的历代珍贵文物都集中于此，它承载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
周恩来说：“可惜的是，日本侵略者毁坏和抢劫了我国数以万计的文物，战乱期间，流失的文物也不少。现在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向日本追缴这些文物，同时也在把流失到外面的珍贵文物尽量回购到国内。”
王冶秋说：“前不久，在总理的直接过问下，我们从香港回购了《中秋帖》和《伯远帖》，今天特地送来给主席过目。”
“好啊，好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毛泽东说着便站了起来。
马衡、王冶秋极其小心地从木盒中取出包好的两幅作品，慢慢展开，铺在桌面上，并用预先准备好的镇纸在两旁压好。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两幅作品前默不作声地看了很久，毛泽东自言自语道：“这两幅作品，同为‘二希’，而风格差异很大。这《中秋帖》，虽是米氏临书，还是保留了献之的一点风范，联绵映带、气韵生动、痛快淋漓、一泻千里。王珣的《伯远帖》，既体现了晋人的书法精神，又有其独特的表现风格，潇洒古淡、笔断意连，变化灵活自然，以欹侧取其势，又不失飘逸的风姿。不过，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中秋帖》。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说：“这两幅都是书法当中的极品，而我更喜欢《伯远帖》。”
毛泽东诙谐地说：“萝卜青菜，各人喜爱，书画就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继而问道，“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现在何处？”
马衡答道：“也被运到台湾去了。”
周恩来神情凝重：“‘三希、三希’，人为分离。什么时候再能聚首啊！”
毛泽东点起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只要血脉相连，同文同种，无论时间多长、距离多远，不管风云变幻、山水阻隔，都阻挡不了游子回家的脚步！”接着，他用浑厚的声音吟道：
东晋至今十六世，离合聚散同烟云。
太清楼空几泯灭，宝晋斋废疑沉沦。
至宝阅世永不泯，鬼神呵护留乾坤。
从来法物聚所好，归之秘府纷罗陈。
这正是清代沈德潜的《三希堂歌》。
吟罢，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若有所思，自言自语道：“国昌，则文化兴；国强，则文物聚。”
周恩来应声说：“归去来兮，归去来兮！但愿‘三希’早日归来！”
客厅里一时静默无声。
王冶秋打破沉默说：“主席，您是书法大家，请给故宫赐个墨宝。”
“我哪敢给皇宫写字啊？”毛泽东幽默地说，继而吩咐身边的秘书，“你去把我藏的那两件东西拿来。”
秘书转身去了内屋，毛泽东说：“有人送了我两件东西，也拿来给大家欣赏欣赏。”
秘书拿来了两幅卷轴，展开摊在桌上。毛泽东对马衡说：“马院长，你是行家，你看看。”
马衡上前仔细看了两遍，说：“这两件都是上上乘之作，一件是王船山的墨迹《双鹤瑞舞赋》，一件是钱东璧临《兰亭十三跋》，十分珍贵难得。”
“有眼力！”毛泽东赞许以后对周恩来说，“古人云，有来无往非礼也。他们把珍贵的‘二希’送来给我们看，我们总不能白看吧，今天我就把这两件东西送给他们、送给故宫珍藏，你我也算有礼了。”说完他哈哈大笑。
周恩来也笑着对马衡、王冶秋说：“恭敬不如从命，你们收下吧！”
马衡、王冶秋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以及毛主席赠送的两幅书画作品离开了中南海，回到了故宫。
从此，《中秋帖》和《伯远帖》被永久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